時間：2023-07-20 16:31:33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環境污染的特征，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1江蘇省環境與健康監測現狀分析
從江蘇省的環境監測現狀來看，典型區域環境與健康綜合監測體系尚未構建。盡管江蘇省已開展了全省污染源普查、土壤污染狀況調查、飲用水源地基礎環境調查、飲用水源地有毒有機物調查等多種專項調查，但這些調查和人群健康結合較少，且分別進行、調查目的不同、設計和方法不統一等原因，在說明環境污染對人群健康影響這一問題上難以相互支持，加之環境與健康綜合監測尚未納入常規工作，對人體健康影響更為直接的重金屬、有機污染物等基礎數據缺乏，不利于政府部門實時、動態和準確把握江蘇省環境污染對人群健康損害的狀況及變化趨勢，也不利于有針對性地調整相關政策及措施。
2典型區域環境與健康綜合監測體系構建
環境與健康監測是一個綜合性的監測，關于環境質量方面的數據由環境保護部門負責，有關疾病方面的數據由衛生部門負責。典型區域環境與健康綜合監測體系是在充分利用現有環保、衛生部門的相關監測網絡和監測力量，結合日常監測工作，完善監測設備，培養環境與健康專業人才，不斷充實和優化監測內容的基礎上逐步構建的，主要包括環境污染監測、暴露監測、健康效應監測、環境污染與健康風險相關性分析與評估4個方面的內容，見圖1。
2.1環境污染監測環境污染狀況監測包括污染源監測及污染源主要可能擴散介質如大氣、水、土壤及其他介質的環境質量狀況監測。（1）污染源監測污染源監測包括排放特征污染物的歷史源及現狀源。歷史源是指在調查年已關停并轉、且排放過擬調查特征污染物的污染源。調查內容主要包括工業企業所用燃料、原輔材料、生產工藝、產品產量、主要污染物種類與通過各種途徑的排放量、環保常規監測數據等，調查時間段自建成投產至關停或搬遷年。現狀源指在調查年仍在生產經營且排放擬調查特征污染物的污染源。調查內容主要包括工業企業的基本情況、燃料、原輔材料、生產工藝、廢水與廢氣排放方式、污染處理設施等，調查時段原則上自建成投產日起至調查年，重點關注近10年。污染源監測可采用現場實測、排污系數估算、歷史回顧與反演等方法，以確定特征污染物進入環境的主要輸入途徑，定量計算進入環境的污染負荷通量、時間過程、空間分布。（2）環境質量狀況監測環境質量狀況監測應盡可能兼顧環境和健康監測點位的匹配性，滿足評價試點調查期間環境質量時空變化趨勢的要求，根據污染物進入周邊環境的主要途徑及調查點的實際情況，選擇重點調查的環境介質。調查環境介質征污染物的水平，主要包括：大氣、水、土壤環境質量及環境生物樣品監測4個部分。大氣應重點監測人群密集居住區的室內、室外空氣，同時根據污染物可能的主要暴露途徑，考慮室內室外塵土的采樣；水體重點監測飲用水源、灌溉用水和養殖水，同時對應采集水體沉積物；土壤重點監測與暴露有關的農用地土壤、人群活動區域土壤，兼顧其他類型土壤；環境生物樣品重點采集本地生產的初級農產品，包括農作物、畜禽水產品等。
2.2暴露監測暴露監測包括外暴露監測和內暴露監測。對人體暴露情況進行測量是判斷環境污染物與健康損害之間因果關系的重要依據，對暴露水平的定量測量是判斷劑量-反應關系的關鍵。（1）外暴露監測外暴露監測主要針對與人體接觸的環境介質中的污染物濃度和含量水平進行監測，可以通過問卷調查、環境監測、個體暴露測量獲得。應重點了解特征污染物人體暴露的特征，包括：暴露途徑（如通過呼吸道、消化道、皮膚接觸等方式）、暴露時間、暴露頻率，確定特征污染物人體外暴露量（如：通過室內空氣、飲用水及家庭消費食品監測獲得的暴露量）。具體應根據特征污染物的主要排放形式，確定選擇以經呼吸吸入還是經口攝入為主，重點開展監測。（2）內暴露監測內暴露監測指對目標人群體內的污染物負荷水平進行監測，可以通過檢測體內生物標志物來實現。生物標志物分為暴露生物標志物、效應生物標志物、易感生物標志物3類，應遵循科學性、可靠性、實用性等原則選擇合適的生物標志物開展監測。一般情況下，多選擇血液、尿液征污染物及其中間代謝產物的濃度水平進行測量。
2.3健康效應監測人群健康效應監測主要是對環境污染物造成的生理、生化、結構、功能改變進行定性和定量評價的過程。環境污染物導致的健康損害效應可以分為特異性損害、非特異性損害和蓄積效應3類。（1）特異性損害環境污染物對機體造成的損害具有某種典型的臨床表現和特征，污染物可以引起機體特異的癥狀、體征、生理、病理、X-線片的改變等，具有特異的觀察或檢測指標。可通過資料收集、問卷調查、醫學檢查等方法開展。（2）非特異性損害環境污染對機體健康的影響不是以某種典型的臨床表現出現，而是表現為生理功能、免疫功能、抵抗能力、勞動能力、健康狀況等的下降，對有害因子的敏感性增強，以及某些常見病和多發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增加等。主要通過調查對象的基本健康信息、進行體格檢查、實驗室檢查等醫學檢查方法開展。（3）蓄積效應環境污染物連續、反復進入機體后，其吸收速度或總量超過機體代謝轉化排出的速度或總量，污染物質在體內逐漸增加并貯存，造成機體的損害，或者污染物的量不在體內蓄積但其在靶器官靶組織產生的有害效應卻可以逐漸累積，最終造成機體的損害。常用的健康損害評價生物標志物有：重金屬效應標志物（金屬硫蛋白、抗氧化酶類、還原性谷胱甘肽、外周血清轉氨酶、免疫標志物）；農藥效應標志物（膽堿酯酶、對氧磷酶、烷基磷酸酯、羧酸酯酶、植物酯酶）；有機物效應標志物（混合功能氧化酶、谷胱甘肽轉移酶、谷胱甘肽過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DNA加合物、蛋白質加合物）等。
2.4健康風險相關性分析與評估通過特征污染物暴露途徑與暴露水平的監測結果，實際人群飲食結構、生活習性等的問卷調查獲取當地人群對特征污染物的暴露參數，計算特征污染物經呼吸道、經口飲食等途徑的外暴露劑量。根據污染物的毒理學性質，確定參考劑量，分析特征污染物對調查人群健康風險的關聯性。在健康風險評估的基礎上，根據健康監測與內暴露檢測結果，進一步分析環境污染與人群健康指標是否存在統計學上的關聯性。
3典型區域環境與健康綜合監測體系的應用示范
3.1應用示范過程2011～2012年，在綜合考慮相關基礎數據分析、媒體關注情況以及專家現場勘查的基礎上，課題組選擇了農藥原藥生產量大、公眾反映強烈、受影響人群較為集中的某農藥廠，開展典型區域環境與健康綜合監測技術體系的應用示范。圍繞該農藥廠，考慮周邊居住人群情況，按照環境與健康綜合監測技術體系的要求，制定調查實施方案。調查內容包括基礎資料收集、與特征污染物毒死蜱相關的污染源調查、環境質量狀況及暴露調查、人群健康狀況調查以及環境污染與健康風險相關性分析與評估。污染源調查在收集農藥廠排放的歷史資料、原輔材料、生產工藝、產品產量、主要污染物種類與通過各種途徑的排放量、環保常規監測數據、環境污染事故發生情況的基礎上，對廢水總排口進行了采樣監測。環境質量與人群外暴露調查主要了解環境空氣、塵土、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糧食果蔬和肉禽蛋類等特征污染物含量水平，綜合評價評估調查區特征污染物的環境污染現狀，共采集環境樣本300多個，取得各類環境質量指標實測數據800多個。內暴露調查主要對目標人群體內的污染物負荷水平進行調查，包括血液中毒死蜱殘留水平與尿液中毒死蜱代謝產物三氯吡啶醇的含量檢測；共采集污染區成人血樣、尿樣、兒童尿樣各208份，對照區各238份，內暴露共獲得1300多個數據。健康調查方面，根據毒死蜱的毒理學特性，通過污染區人群危險因素的問卷調查、體檢及肝腎功能能檢查、血樣毒死蜱及尿樣TCP檢測，分析健康損害風險，共獲得各類有效數據21萬多個。
3.2應用示范結果基于該監測體系的調查結果表明，該農藥廠周圍1km范圍內毒死蜱污染嚴重，大氣和地表塵土可能是人群健康影響的重要暴露途徑，周邊污染居民人體血樣及尿樣中毒死蜱代謝產物檢出率較低，但距廠界越近，外環境中毒死蜱濃度越高，對人體健康指標影響更為明顯，農藥污染對周邊環境及人群健康的影響值得關注。通過本次應用示范，說明該監測體系能為環境與健康研究提供有力支撐。
4結論與建議
【關鍵詞】 經濟增長；環境污染；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帶來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會福利水平的改善。但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環境問題。經濟增長與環境惡化之間的兩難沖突備受關注，二者關系的研究已成為各領域探討的熱點問題。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在1955年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曲線假說。20世紀90年代，Grossman和Krueger在庫茲涅茨曲線基礎上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文中首先將建立環境污染評價指標用來反應整個環境污染水平。再次考慮到時間序列的平穩性問題，進行平穩性檢驗。最后運用協整的方法，建立環境污染評價指標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誤差修正模型，考察中國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關系，以此給出相應的對策與建議。
一、環境污染評價指標的建立
1.環境污染評價指標的選擇。文中建立的環境污染評價體系包括：水污染（廢水排放量）、大氣污染（工業廢氣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粉塵排放量、煙塵排放量）、固體污染（工業固體排放量）以及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量）。該7個環境污染排放量指標的時序長度均為1985～2008年，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年鑒》、《全國環境統計公報》以及《中國統計年鑒》。通過對以上7個指標數據之間相關性分析，反映出環境污染評價指標體系中各變量之間不同的相關程度。廢水與二氧化硫的相關度達到0.858，工業廢水與二氧化碳的相關度達到0.986，它們之間具有不同程度的相關性，由此增加了分析的問題的復雜性。
2.環境污染評價指標建立。通過以上環境污染指標體系的建立，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對中國環境污染狀況進行動態描述。按照SPSS方法中總方差解釋的主成分方差累計貢獻率大于85%或特征值大于1的原則，確定主成分個數為兩個，若僅僅是根據初始因子載荷陣還不能得出主成分的表達式，還需要把系數除以其相應的特征根的開根號后才能得到主成分系數向量。在得出主成分的表達式后，再建立綜合環境指標函數：F=P1F1+P2F2（P1、P2為累計方差貢獻率得出的權重，第一主成分F1反映的是廢水排放量、工業固體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煙塵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信息，其貢獻率為65.419%；第二主成分F2反映的是工業粉塵排放量的信息，其貢獻率為22.5%），由此得出環境污染評價指標。由于得分有正有負，不便于計算分析，因此，在不影響結果性質的情況下，采用在原得分的基礎上統一向上平移一個幅度的方法，保證了所有得分數據都是正數。
由最后結果可知，1985～2008年，中國環境質量呈現不斷惡化的趨勢，環境狀況不容樂觀。1985～1997年局部出現波動，甚至在1992年時出現好轉時期，特別是1996年，環境質量得到顯著改善，在這段時期內整體狀況比較穩定，環境質量沒有發生特別大的惡化。但從1998年開始，曲線變得比較陡峭，環境污染逐步加重。雖然經歷好轉時期，但中國的整個環境質量狀況處于不斷下降的趨勢，整體不容樂觀。
二、建立在環境污染評價指標基礎上的EKC分析
在研究環境污染與收入變化的實證文獻中，其收入變化多采用人均收入指標來度量。考慮到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對數化后容易得到平衡序列，并不改變時序數據的特征，因此在分析時對環境污染評價指標與人均GDP都采用取對數值的方法來度量，記作LNINV、LNGDP。實際人均GDP數據由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整理、計算而得，是以1985年為基期，消除了通貨膨脹后的實際人均GDP，單位為元/人。
1.單位根檢驗。非平穩時間序列做回歸分析時，容易產生偽回歸現象。因此在對變量進行協整分析之前，需要對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只有變量在一階平穩，即I（1）條件下，才能進行協整分析。對LNINV和LNGDP分別進行ADF單位根檢驗，由于在沒進行差分前的LNINV、LNGDP的ADF檢驗值大于臨界值，從而不能拒絕零假設，故均為非平穩的，而LNINV和LNGDP序列分別在經過一階差分后，均達到平穩，所以均為一階單整序列。
2.協整檢驗。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環境污染評價指標與人均GDP的對數值都是一階單整的，表明他們之間存在一種平穩的關系，即LNINV和LNGDP之間具有長期的穩定關系。根據最小二乘法估計長期均衡方程：
LNINV=1.514016LNGDP-8.987391（1）
t=（18.612） （-14.364）
R2=0.940286 F=346.4203DW=0.638416
由DW=0.638416，發現殘差項有較強的自相關性，考慮加入適當的滯后項，得到LNINV與LNGDP的分布滯后模型：
LNINV=-1.843734LNGDP+3.203307LNGDPt-4-8.887143（2）
t=（-3.183428） （5.833946） （-16.51044）
R2=0.965659 F=239.0195DW=1.370863
通過修正后的DW=1.370863，表明自相關已消除，因此可以初步認為方程（2）為LNINV和LNGDP長期穩定關系式。
為了對殘差項的穩定性進行檢驗，可采用對殘差序列e進行單位根檢驗的方法，從輸出結果ADF可以看出統計量值為-4.510，小于顯著性水平0.01時的臨界值-2.741，因此可以認為方程（2）的殘差序列為一階單整序列，即平穩序列，進而可知序列環境污染評價指標與人均GDP之間具有協整關系，也就是說環境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通過方程（2）可知，在長期中，中國的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將使環境污染指數下降1.843734個百分點，從而環境質量得到改善。從表面上看，此結果似乎驗證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中關于人均GDP上升到一定水平后，污染水平會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進一步上升而下降的斷言。但由于此方程還涉及到LNGDP的滯后項，該滯后項的系數為3.203307，其符號與LNGDP的符號相反，且數值遠遠大于LNGDP的系數，由此抵消了LNGDP的影響能力，即隨著人均GDP的不斷上升，污染水平將進一步提高。從二者長期關系可以看出，我國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不同于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家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并不符合倒U型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特征。也就是說，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環境污染并不一定會表現出“先惡化后改善”的趨勢。
從結果分析可看出，與提出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所揭示的一般規律不同，實證結果表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沒有存在典型的倒型曲線關系，二者之間存在著正向的關系。其原因在于我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還沒有達到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臨界點要求的經濟水平。受人均收入、經濟發展水平限制，人們無力支付用于環境保護的技術研發等相關經費的投入和設備的購買。根據發達國家的實證研究表明，如二氧化硫這種污染物，人均收入達到8700美元左右時，人們才會對其開始注意，而加強環境管制，加大對環保的投入。目前我國人均收入3566美元（在沒有剔除價格影響情況下），距離臨界點還有距離，所以環境污染排放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表現為正相關的關系，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增長依然會加劇環境問題。
3.誤差修正模型。若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即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這種長期穩定的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之所以有這種關系，是因為誤差修正機制這樣一種調節過程在起作用，防止了長期關系的偏差在規模或數量上的擴大。因此，任何一組相互協整的時間序列變量都存在誤差修正機制，反映短期調節行為。由于在現實經濟中，變量大多數情況下都處于非均衡點上，因此實際觀測到的只是和之間的短期的或非均衡的關系。為了反映這種短期關系，構建如下誤差修正模型：
LNINV=-1.922044LNGDP+3.284713LNGDPt-4+0.317026EC Mt-1-8.937752（3）
t=（-3.256222） （5.835576） （1.273292）（-15.25950）
R2=0.963581 F=132.2895DW=1.567573
上述檢驗結果表明誤差修正模型的擬合優度為0.963581，擬合效果顯著。LNGDP和LNGDPt-4的短期變化對LNINV有顯著影響，系數分別為-1.922044和3.284713。環境污染水平與誤差修正項ECM正相關，其系數為0.317026，說明LNINV的實際值與均衡值的差距約31.7026%得到修正或清除。上述結果的經濟學解釋是：在短期，環境污染水平與當期的人均GDP負相關，與滯后期的人均GDP正相關，且后者的系數大于前者。之所以與當年的人均GDP負相關，表明短期內生產技術的改進及人均資本的提高對環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由于LNGDP滯后項的存在，該項的存在代表著人均資本存量的增加，在未達到穩態水平的前提下，存量越多意味著產出越多，產出越多意味著污染越多。從檢驗結果可以發現，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導致污染排放量變化的重要原因，除了個別年份以外，經濟增長將導致污染排放量的上升，這一結果與我國工業化發展階段的一般事實也是較為符合的。（1）我國還處于經濟的發展初始階段，在初期，產出增加往往意味著對能源品、自然資源的過度使用，增加了環境保護壓力；（2）這一階段居民的環境質量-收入彈性較低，即在居民消費需求中環境質量并沒有占有較高的比重。從短期來看，產出的增加對環境造成的污染影響將日益增大。
三、解釋
采用經濟計量分析技術，實證考察了1985～2008年間環境污染與我國經濟變化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以及誤差修正模型效應，得到我國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時間序列關系結果。可以得出，對于環境污染評價指標而言，環境污染曲線沒有出現明顯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特征。結論表明要重新審視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實證結果顯示，我國的環境污染曲線目前還沒有出現明顯的轉折點，經濟增長依然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又不能因為經濟的增長會導致環境污染問題加重而否認經濟增長。對于如何縮短與轉折點之間的距離，使轉折點提前到來，其中產業結構的優化，政府政策對污染的管制、監督與引導是改善環境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自然資源與環境穩定持久的供給能力構成了經濟增長的物質基礎，同時也是經濟增長的約束條件。經濟和社會發展不能超越環境和資源的承載能力，這就要求人們在利用和開發環境資源的同時，提高環境保護意識，對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進行保護，建立清晰的環境資源產權界定體系，使自然生態保持良好的循環過程。
參考文獻
[1]彭水軍，包群.2006.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的中國檢驗[J].財經問題研究（8）
關鍵詞：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范圍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是基于環境污染賠償責任的一種商業保險行為，是以排污單位發生的事故對第三者造成的損害依法應負的賠償責任為標的的保險。在這種保險機制中，排污單位作為投保人，向保險公司預先繳納一定數額的保險費，保險公司則根據約定收取保險費，并承擔賠償責任，即對于排污單位的事故給第三人造成的損害，直接向第三人賠償或者支付保險金。隨著現代工業的蓬勃發展和科學技術存在的局限性，即使是正常的生產作業也可能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巨大的損失。而環境污染責任的認定實行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就形成了污染企業對受害人的侵權之債。但由于環境污染損害往往會造成近天文數字的賠償金，侵權企業常常無力負擔，為了適當轉移和分散這種污染賠償責任，從而既使污染受害人能夠得到補償，也確保生產單位的經營活動能夠繼續進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機制應運而生。
一、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構建的理論支持
1.環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濟到社會化救濟
由于當代社會環境侵權行為的特殊性，不論是侵權行為法遇到的理論困境還是現實問題，都導致在解決糾紛、填補利益的過程中面臨諸多問題，要擺脫上述困境，就必須超出“損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擔，要么由受害人自擔”的狹隘眼界，構筑環境損害賠償社會化制度，即環境侵權所產生的賠償責任不再由加害人獨自承擔，而是還要由國家、社會、法人組織或者社會上不特定的多數人來分擔賠償責任，使“傳統的自己責任、個人責任原則下的損失轉移轉化為現代的社會責任原則下的損失分配、損失分散”[1]，將環境侵權行為所生損害與責任保險、社會安全體制等密切銜接，從而使環境侵權損害的填補不再是單純的私法救濟，既及時、充分地救助環境受害人，又避免環境加害人因賠償負擔過重而破產。
2.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貫徹
可持續發展實際上需要有效地解決經濟效益、生態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沖突。國家通過環境法來為環境污染或環境破壞設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對經濟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經濟、促進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污染的發生不僅頻繁而且后果嚴重。單個污染企業承擔責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環境損害往往得不到應有的賠償。為分散企業環境污染賠償責任，最大限度地保護受害者。盡量減少社會和國家的損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國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實現更加抽象的社會正義。
3.和諧社會實現的保障
發展保險業是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諧社會的構建著眼于方方面面，對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實現是其追求基本價值之一。如前所述，環境責任保險制度就是對復雜的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的一種合理機制。這一制度的構建不僅可以分攤污染者的賠償責任，避免他們因無力賠償而即將面臨的悲慘命運，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損害一發生時就及時向保險人提出請求，迅速獲得理賠，以填補其遭受的損失。這樣既節省時間和金錢，又避免了求償無門的情形，還能減輕司法訴訟量，及時解決法律糾紛，從而實現高效訴訟的價值目標，最終達到雙贏的局面。
二、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承保范圍需明確的問題
（一）關于持續性環境污染事故能否納入承保范圍
目前在各國理論和實務中，對于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屬于承保范圍已成定論。難點在于對于漸進性或累積性污染事故是否應該承保的問題。
1.從理論上探討對于持續性污染是否屬于可保風險的問題。
依照我國保險法律和保險實務，“可保風險”以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為其根本特征。持續性污染，從無限制的長期來講，污染積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發，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合同與一般的保險合同一樣，保險人和被保險人會在合同中約定保險責任期間。在該期間保險事故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危險的發生并非保險人和投保人在訂立合同時完全可以確認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險的發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時，累積性污染事故發生的時間也是不確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嚴重性程度也是不確定的，這符合可保風險的偶然性特征。
2.實務中將累積性污染事故納入中國環境責任保險的范疇是否可行
當然，將所有的環境侵權行為都納入責任保險的范疇無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項法律制度的實際效果，既與其法律規范的完善程度有關，更與其滿足社會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執行程度有關。考慮到中國目前環境責任保險所依托的相關法律規范并不完善，而環境責任保險制度的實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進程，再加之中國保險業特別是責任保險還很不發達的情況下，將累積性污染事故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范疇條件尚不具備。
（二）關于生態損失是否應納入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所涉及的損失賠付范圍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所涉及的損失賠付范圍有以下幾種：第一，因環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傷亡或財產損壞、滅失而產生的損失；第二，因環境污染事故而產生的救助費用和訴訟支出，以及為查明和確定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和保險標的的損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第三，由于環境污染而導致被保險人的財物損失；第四，因環境污染而導致的生態破壞而引起的損失。一般來說，對于第一種損失列入損失賠付的范圍是毫無疑義的。從我國保險法的相關規定來看，對于第二種損失列入損失賠付范圍也是有法律依據的。我國《保險法》第42條第2款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后，被保險人為防止或者減少保險標的的損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該法第49條規定：“保險人、被保險人為查明和確定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和保險標的的損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該法第51條還規定：“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因給第三者造成損害的保險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訴訟的，除合同另有約定外，由被保險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訴訟費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但是，對于第三、第四中損失是非應當乃如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范圍呢，目前尚未有定論。
三、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范圍的思考
（一）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的思考
環境污染的發生形態有突發性和持續型兩種。突發性的環境污染在發生前沒有明顯的征兆，一旦發生損害立刻顯現，受害人的受損程度的認定也較為容易。持續性環境污染事故侵權持續時間長，侵權原因復雜，往往是多種因素復合累積的結果。受害人對侵權行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認識，以至對侵權行為何時發生、侵權人為何人都不知曉。因此，對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損害進行救濟是較為困難的。
環境責任保險作為對環境污染損害的救濟方式，將所有環境污染損害都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無疑是最為理想的。但鑒于我國保險業的發展水平、環境污染的現狀及相關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僅將突發性的環境污染事故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是較為適宜可行的。待條件成熟后，再將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納入承保范圍[5]。這類似于法國“分步走”的做法。當然，擴大承保范圍是大勢所趨。但這勢必會增加保險公司的風險，使它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為了避免和鼓勵保險公司承保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對此中國在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可以采取以下幾種做法：（1）注入保險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險公司組成環境責任保險集團以分擔承保的風險；（3）效仿法國的做法，成立一個專門負責環境責任保險的機構；（4）建立一個法定的環保監測部門，專門從事對有關環境責任保險承保范圍內的環境侵權行為的監測，分擔保險公司在辨別、確定理賠范圍時所花費的時間、費用及人力等資源，減輕保險公司的業務負擔，使其成為保險公司的一個隸屬部門專為環境責任保險這項保險業務服務，發揮其良好的補充減負之功效。
（二）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賠付范圍的思考
對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種損失”，筆者認為，根據責任保險的特征原則上應該屬于除外責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險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財物損失，以及由于環境事故而導致工廠全部或部分停產而引起的損失，被保險人自己的損失不是我們這里所要討論的問題，可以從企業財產保險的險種設計上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但對于自有場地污染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的立法實踐及其環境責任保險的發展歷程納入到損失賠付范圍之內。美國的判例一般認為公眾的健康與安全較保險單的任何明示約定更為重要，當被保險人污染了場地而又無力治理時，損害的又會是公眾環境權益了，所以從環境法的公益性出發應該將自有場地污染納入到環境責任的賠付范圍當中。
至于生態損失，筆者認為目前尚不宜納入損失賠付范疇。當然，隨著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理念在法律體系的滲透，以及人類對于生物多樣性、環境權的日益關注，生態損失的賠付將會成為法律所無法回避的一個難題。當然考慮到我國目前環境責任保險才剛剛起步，不顧及實際情況將所有損失不加區分都納入賠付范圍很容易引發保險人因資金缺乏而無力支付巨額賠款的支付機制惡化，這不僅使環境責任保險無以為序，而且也極容易引起保險市場乃至整個金融市場的混亂。所以對于生態損失的保險賠付要依托于相關理論的進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發達的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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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京津冀城市群的特殊地位，近些年，針對該地區的環境污染研究成果較豐富。環境質量是環境系統客觀存在的一種本質屬性，并能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加以描述的環境系統所處的狀態。為了能準確地評價京津冀城市群區域環境污染現狀，張婷等、張薇薇等對該區域水質進行評價;Yang等利用信息熵確定權重的集對分析法，客觀地評價了北京市大氣環境風險。在現有評價方法基礎上，Yang等、張先起等利用信息熵確定綜合評價法中各指標的權重，避免了權重確定的主觀性，改進TOPSIS評價邯鄲市地下水水質。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區水質，大氣污染依然嚴重且有惡化的趨勢。同時，環境污染評價的區域選擇重點集中在北京、天津等城市，在空間上，尚未充分揭示整個城市群的環境污染現狀。京津冀地區環境質量的評價方法較單一，缺少多種方法的集成應用。
2環境模型的應用
區域環境管理的重點之一在于掌握區域環境污染的特征及變化規律。環境模型是應用環境系統分析方法解決環境污染控制問題，將既有的數學研究成果應用于研究問題中，通過對研究對象的抽象，以反映事物的更為本質的運動規律與特征。在京津冀地區，He等將校準的三維水體富營養化模型應用于北京官廳水庫管理方案的研究分析。但由于數據的局限性，缺乏對方案預測的長期效果進行驗證。Jia等利用多種類藻類生態動力模型研究北京市河流水體富營養化程度。相比之下，模型法在大氣污染特征的研究中應用更廣泛，它能充分考慮氣象條件對大氣環境的影響，模型法的重要性還體現在污染源解析方面。然而，模型法的不足在于對研究對象進行抽象時所做的假設和簡化會產生一定程度偏離事物原來特征，使模擬結果與實際產生差異，同時，模型法因其對數據要求較高而很難廣泛地推廣。
3污染規律探索
3.1水質污染特征
在京津冀地區水質污染研究中，一方面是以海河為研究對象:鄒志紅選取海河水系2004年～2006年4個斷面的432個數據，運用兩階段模糊法對影響京津地區主要水源水質進行了綜合評價。結果表明，海河水系總體仍屬于劣Ⅴ類水質，京津地區總體水質隨季節波動規律明顯，控制污染勢在必行。張婷等、陳水蓉等研究表明海河水系局部水質呈惡化趨勢。另一方面針對小流域的研究:在北京市，主要針對密云水庫及其流域的水質污染規律研究。張微微等研究表明，空間上，密云水庫上游的污染風險大于下游出口的污染風險，而且潮河流域TP和TN污染物質對庫區TP和TN污染發生的貢獻大于白河流域。于一雷等研究表明，密云水庫的總氮、硝態氮含量全年幾乎都低于3條河流，其中潮河的總氮、硝態氮含量最高，其次是白河，最低的是清水河。除此之外，針對北運河水系的水污染變化特征也有涉及。北運河各排水支流水質均較差，主要污染指標為耗氧型有機污染物及NH+4-N等。在天津市，李國峰等、葉飛等對天津地區薊運河、潮白新河、永定新河、金鐘河、北塘排污河、黑豬河、大沽排污河等主要河流的水質評價及水污染變化趨勢進行分析。從時間角度分析表明，枯水期水質最差，58.3%的河流為劣Ⅴ類水質。在河北省內，相關研究最少，彭乾等利用2010年民心河水質監測數據分析得出研究區水質狀況總體較差的結論。總結起來，在京津冀地區水污染研究及趨勢分析中，研究重點集中在北京，其次是天津，河北省涉及較少。研究結果都反映出該區域內水污染問題依然嚴重且有惡化的趨勢。因此，有必要加強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3.2大氣污染特征
在京津冀地區大氣污染研究中:一方面針對污染物濃度變化趨勢分析，Li等、Zhang等、Sun等針對北京市CO、BTEX、NO2、O3、PM10等污染指標的濃度變化趨勢進行分析，表明由于奧運會前后采取了控制措施使北京各污染指標呈下降趨勢。邵平等對張家口市區大氣典型污染物NOX、SO2、O3和PM10進行了連續觀測研究。結果表明，張家口市首要污染物為可吸入顆粒物。Zheng等分析了天津市PCBs的濃度變化趨勢，表明其污染濃度高于中國大部分城市，且存在季節差異性。除了針對單個城市的研究外，趙普生等、王麗濤等在北京、天津、石家莊等地區針對區域PM2.5污染情況分析，前者表明，京津冀PM2.5污染較重北京、天津和石家莊年均濃度均超過了100μg/m3;后者研究表明該地區霾污染的季節變化非常顯著，冬季最為嚴重，其次是夏秋季。然而，孫志強等針對奧運時段北京及近周邊區域空氣污染觀測與比對分析，結果表明夏、秋兩季北京和近周邊地區首要污染物均為顆粒物，北京大氣中細粒子濃度受周邊影響嚴重，而NOX有向周邊擴散的潛勢，夏季臭氧則表現出區域污染的特征。該研究再一次強調了區域協同防控空氣污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與傳統分析方法相比，在大氣污染物空間分布規律的探索中，基于ArcGIS的地統計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優勢。Chen等以ArcGIS為平臺，通過克里金插值得到PM10、NO2在天津市中心城區的空間模擬分布圖，之后，趙文慧等基于同樣的方法分析了北京市可吸入顆粒物時空變異性，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盡管如此，地統計方法在京津冀地區大氣污染空間預測的應用較少，地統計方法內容豐富，因此更深入的研究工作有待進一步開展。Liao等推薦地統計方法在大尺度空間大氣污染物的空間預測中，效果更好。為此，可考慮其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應用，其結果會更合理。
3.3污染源解析
目前，在大氣污染研究中關于“源解析”的成果較多，它解決了污染物“從哪里來的問題”。Kong等利用化學質量守恒及多元統計方法對天津市不同季節PM10、TSP的污染源解析;而Huang等基于MM5-CAMx-PSAT模型對北京市SO2污染進行源解析。同時，也有大量研究分析影響污染物濃度的因素，它很好地解決了污染物濃度“受什么因素影響”的問題。水質污染影響因素方面，張婷等影響白洋淀水質的關鍵自然因子是入水量，包括產業和產業結構兩方面的社會因子對白洋淀水質有很高的相關性。張微微等研究表明密云水庫流域主要是以TN和TP污染為主，可能與該區域平均化肥、農藥和農用薄膜使用量增加、畜牧業產值比重增加有很大關系。郭婧等研究表明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加對北京市水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缺少生態補水是河系水質較差的主要原因。葉飛等對天津市的8條主要河流:海河、北運河、潮白新河、北京排污河、永定新河、薊運河、子牙新河、獨流減河水質監測數據分析表明天津市河流主要受工業污染。
與水質環境污染源解析的研究相比，大氣污染方面的研究已較豐富。影響大氣污染的因素眾多，其中包括氣象條件(溫度、濕度、風向、風速等)、天氣類型交通條件、政策法規、排放標準、交通控制措施、能源結構等，并且通過改善此類因素都會對大氣環境質量產生重要的影響。雖然關于污染因素的研究比較充分，但京津冀地區目前的研究現狀，主要集中在北京市，天津市也有少量涉及，河北省十分缺乏，有待進一步研究。由此，若將以上兩個研究方向的成果有效結合，將為有效地減排、控制污染物濃度提供重要依據。
3.4環境與經濟關系
近年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國家提出“節能減排”的目標，使能源、資源、環境、經濟成為研究的熱門詞匯，同時，在環保研究領域他們之間的耦合關系研究也受到了重視。在“環境”與“經濟”的關系研究中，最常見的方法是“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王志華等基于時間序列數據驗證了北京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存在，然而，國外的學者從方程的建立、數據的有效性檢驗等方面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進行了改進與應用。改進后的模型在京津冀地區的研究中涉及較少。在“能源”與“環境”的關系研究中，李林等基于排放清單和環境質量模型分析了北京市能源利用對空氣質量的影響;Cai等基于“能值”分析了京津冀地區能源強度、資源結構、環境壓力、資源使用效率之間的關系。在“資源”與“環境”的關系研究中，“環境承載力”的概念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它是判斷社會經濟與水環境系統是否協調的尺度。例如，解海靜等基于水環境承載力對北京密云水庫的變化特征;Lin等利用對環渤海地區的環境承載力進行綜合分析;Zhu等對海河流域與水相關的生態環境承載力的時空差異進行分析。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主要是靠能源驅動的。
然而，國家既要保證經濟的穩定增長，又要實現“節能減排”目標，這使我們會產生疑問:節能對經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即確定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增長、經濟增長與資源消費增長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若存在，其因果關系的方向如何?關于這個問題，陳操操等對北京市1980年～2008年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結果表明，北京市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狀態，體現為從經濟增長到能源消費單向的因果關系，能源消費并不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強的外生變量。然而，針對京津冀地區其他城市的相關研究明顯不足，從而無法支撐此理論在整個京津冀地區的適用性。
4思考與展望
針對京津冀地區的環境污染的相關研究已有很大的進展，本文在分析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發現相關研究中的不足，總結出今后在該地區的環境污染研究中，應重點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研究范圍方面:在京津冀地區環境污染的相關研究中，雖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大多數研究是針對北京市展開的，而針對河北省、天津市的相關研究不足，研究力度有待進一步加強。在時間維度上，以2008年奧運會為主體的研究較多，時間跨度偏小，規律探索缺乏說服力。在時間和空間角度都不足以充分地揭示京津冀地區的區域環境污染時空變異的總體特征。
(2)研究方法方面:該區域環境評價及預測的方法研究中，主要依靠多元統計方法，集對分析法等，方法較單一，已不能滿足目前該地區復雜的要求，應引入更多有效的、合理的方法，如綜合水質標識指數法、信息熵法，ANN神經網絡等。在大氣污染評價的研究中，利用傳統指標(PM10、NO2、SO2等)的研究較多，但涉及到經濟指標、環境政策、科技投入、產業結構等因素的研究較少，諸如EKC模型和資源環境的承載力等只僅在個別地區的研究中應用。對于LUR，Kriging，EKC等模型的研究中，缺乏數據有效性檢驗，導致說服力不足。
刑事責任是刑法的基本范疇，我國刑法的基本內容也大都是圍繞其展開的，究竟什么是刑事責任，學者們有著不同的見解。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1)法律后果(負擔)說。我國傳統刑法學持此說。認為刑事責任是“依照刑事法律規定，行為人實施刑事法律禁止的行為所必須承擔的法律后果。”［1］(P289)(2)法律責任說。該說從犯罪人的角度理解刑事責任，認為“刑事責任是國家機關按照法律規定，根據犯罪行為以及其他能說明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的事實，強制犯罪人擔負的法律責任”。［2］(3)否定評價說，又稱責難說、譴責說。認為刑事責任“是人民法院根據刑事法律對犯罪行為所做出的否定評價和對犯罪者所進行的譴責。”［3］(4)刑事責任義務說。該說從刑事法律關系的角度出發，認為刑事責任“是一種刑事義務，刑事責任就是指犯罪分子因其行為負有的承受國家依法給予的刑事處罰的特殊義務”。［4］上述觀點中，法律后果說，從犯罪行為與刑事責任的因果關系角度理解刑事責任，說明了刑事責任的特征，揭示了刑事責任的法律依據，這都是正確的。筆者也贊同該觀點。其他幾種觀點雖然也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刑事責任的部分特征，有其合理之處，但仍存在一定缺陷。法律責任說，從犯罪人的角度理解刑事責任，揭示了刑事責任的產生原因，同時也說明了刑事責任的強制性特征，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忽視了對責任本身含義的解釋。否定評價說，從犯罪行為與犯罪人的角度解釋刑事責任，說明了犯罪行為與刑事責任的重要關系，但沒有與需要承受刑罰聯系起來。刑事責任義務說，從刑事法律關系的角度出發，揭示了犯罪人與國家之間的特殊關系，但將刑事責任歸于一種刑事處罰，這與我國刑事立法不符。我國刑事責任的實現，除了有刑事處罰外，還有非刑罰處罰方式。由此，可以推導出環境污染刑事責任的概念，是指行為人直接或間接地向環境排放超過其自凈能力的物質或能量，導致了環境質量下降，造成人類人身、財產安全的損害，違反了環境刑事法律的規定，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依法應當受到環境刑法制裁的法律后果。
環境污染刑事責任的理論爭議及評析
污染事件不斷發生，污染事故損害程度不斷加大，人們越來越感覺傳統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對于處罰環境污染案件的不足。于是，環境污染刑事責任的立法逐漸受到學者的重視。筆者通過查閱一些學者的論文著作和司法案例，認為理論界圍繞環境污染刑事責任主要有三個爭論點:
(一)是否應加強對環境污染刑事責任的追究
肯定者認為，環境污染具有危害范圍廣、危害后果嚴重的特性。在環境污染的調控中，側重于運用行政手段，在防止污染方面的作用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而且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相抵觸。只有加強對環境污染的刑事責任追究，才能起到有效的懲罰和威懾作用。否定者認為，社會在進步，經濟在發展，這必然會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且環境具有自我凈化能力，在環境污染發生以后，重點是在補救而不是懲罰，如果過于強調追究環境污染的刑事責任，會使一些企業有所顧忌，導致經濟發展緩慢。追究環境污染的刑事責任如雙刃之劍，用之不當，則國家與個人兩受其害。這與刑法所強調的謙抑性原則是相違背的。筆者認為，否定者的理論固然有一定的道理，環境確實具有一定的自我凈化能力，一味地強調環境污染的刑事責任可能導致企業發展緩慢，但是這是具有片面性的。(1)我們不能因為一些經濟利益就犧牲環境權益，應該考慮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種法律制度還不夠健全，不論是公民，還是企業，環境保護的法律意識都比較薄弱，面對頻繁發生的環境污染事故，單純的民事行政手段已經不足以打擊環境污染行為，只有加大環境污染刑事責任的處罰力度，才能有效地預防環境污染犯罪。(2)近年來，隨著國家經濟的迅猛發展，環境污染案件也逐漸增多。但是，依法追究環境污染刑事責任的案件并不多。據《全國環境統計公報》［5］的統計數據顯示，在司法實踐中，大量的環境污染行為基本上還是依靠追究其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來解決。可是，這種解決方式的效果卻遠不如追究環境污染刑事責任。因為，在環境污染案件中，行為人實施污染環境的行為，通常會伴隨著高額的利潤收入。罰款和損害賠償相對于這些利潤而言只是九牛一毛，這些罰款、賠償難以產生威懾作用。在利益的引誘下，一些人仍會以交罰款為代價去選擇污染環境。而且，很多案件，其危害結果已經遠遠超過了民法、行政法的調整范圍，可是處罰時仍然適用民法、行政法，這其實從根本上放縱了環境污染行為。面對如此多的污染環境的案件，如果只有少數被定為有罪，很難實現刑法的威懾功能，也難以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3)從我國現行刑法關于環境污染犯罪的處罰力度看，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定最高刑為七年;非法進口固體廢物罪的法定最高刑為十年;環境監管失職罪的法定最高刑為三年。只有非法傾倒、堆放、處置進口固體廢物罪的法定最高刑突破了十年。這與世界各國環境污染犯罪立法的嚴厲程度相比，過于輕緩，這種過輕的刑罰有悖于立法的理念，不能有效的震懾犯罪分子。所以，只有加強環境污染刑事責任的處罰力度，才能從根源上遏制環境污染犯罪的發生。
(二)是否應采納嚴格責任
自20世紀初，英美刑法學界開始突破傳統的過錯責任歸責原則，對一些公共利益和道德方面的犯罪采納嚴格責任的歸責原則。隨著全球重大污染事故的頻繁發生，為了更好地保護環境，維護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我國學者對環境污染是否應該采納嚴格責任，爭論也愈加激烈，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1)肯定說。認為嚴格責任引入對有污染環境危險的特定行業的從業者也是一種鞭策，有助于加強排污者的責任感，［6］從而謹慎從事，自覺加大治污力度，把危險降到最低。［7］(P438)(2)否定說。認為采用嚴格責任違背了我國刑法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和罪刑相適應原則，［8］(P200)適用嚴格責任原則勢必會擴大刑事責任的范圍，不利于人權的保障。［9］(3)折衷說。認為面對具有特殊性和復雜性的環境污染犯罪，單純的適用過錯歸責原則，有些力不從心。而單獨適用嚴格責任，又顯得過于嚴厲。應該采取綜合歸責原則，即以過錯原則為基礎，以嚴格責任為補充的綜合責任體系。［10］上述觀點，從不同角度看都有各自的價值，肯定者認為，為了保護人類整體的利益及生活質量，適用嚴格責任是必須的。否定者認為，環境污染犯罪中采取嚴格責任固然可以起到懲罰犯罪主體的目的，但是這一原則過于嚴厲，打擊面太廣。對于主觀上并無過錯，或者雖有過錯但已經盡了注意義務的被告人，直接追究其刑事責任，違背了刑法的謙抑性原則。筆者認為，嚴格責任的引入固然可以嚴懲環境污染犯罪，提高司法效益，但同時也必然會擴大對環境污染犯罪的打擊范圍，有可能造成隨意入罪的司法弊端。所以在引入嚴格責任時，必須對其適用范圍及法定條件進行嚴格限制，有限制的適用嚴格責任。1．適用條件環境具有自我凈化能力，國家也在一定范圍內允許不超標準的排放廢物，所以針對環境污染行為，不能一概由刑法進行規制，只有嚴重污染環境的行為才能追究其刑事責任。因此，嚴格責任的適用應該具備如下條件:(1)環境污染行為已經違反行政法規。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也在迅速發展期，而經濟的發展往往會伴隨著環境污染的發生，所以國家根據環境的自我凈化能力，為企業設定了污染物排放標準，只要污染物的排放量不超過這些標準，都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如果超標準排放污染物，就超過了環境所能承受的壓力，必然會帶來環境污染的結果。而且排放標準是事先設定的，行為人對于超標準排污行為是可以認識到的，主觀上已經存在過錯。(2)環境污染行為已造成特別嚴重的后果。行政法規預先設定了排污標準，對那些超標排污，但沒有造成重大損失或重大傷亡的，由行政法規即可制裁。只有那些嚴重污染環境，或者造成公私財產重大損失，或人員重大傷亡的行為，才有適用嚴格責任的必要。2．適用范圍有的學者認為，只有部分環境污染犯罪才能適用嚴格責任，防止隨意出入罪的消極現象發生，但筆者認為，只要符合上述條件的行為均可以適用嚴格責任。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遏制環境污染，才能體現出對人的生命、健康及子孫后代的生存權、環境權的重視，這是時代的要求，是預防犯罪的需要，也是當代福利社會的要求。［11］(P165)
(三)是否應處罰危險犯
眾所周知，環境犯罪的既遂狀態有結果犯、行為犯、危險犯和舉動犯四種。危險犯是指行為人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只要對法律保護的社會關系構成危險就可成立的犯罪。其重要特征就是以出現法定的危險狀態作為成立犯罪既遂的標志。我國的環境污染犯罪沒有規定危險犯。其是否應引入危險犯，有肯定說和否定說。(1)肯定說認為，應該規定危險犯，其主要理由為:環境污染危害持續時間長，波及范圍廣，嚴重威脅人民的人身財產安全，也會對生態環境造成難以恢復的破壞，所以不必等到危害結果的出現，提早刑法的介入時間，發揮刑法的預防功能，懲罰環境危險行為。［12］(2)否定說認為，不應該規定危險犯，其主要理由為:很多環境污染犯罪都是企業在追求經濟發展的情形下不小心造成的，如果加大處罰力度，會使一些企業駐步不前，阻礙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隨著科技的發展，雖然過失犯罪的危害性日益增加，這已經是不可以忽視的事實，但不能指望通過犯罪化來預防過失犯罪，而應該充分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杜絕過失于未然。
筆者贊成在環境污染犯罪中引入危險犯，因為目前我國的環境污染問題已經十分嚴重，而且環境污染具有持續時間長，潛在危害大，積累時間久，發生原因復雜，一旦發生就不可逆轉的特點，這表示一旦出現污染的危害結果，就會給環境、社會、人身安全造成極大的損失，而這種損失又往往是難以恢復的，即使有時可以消除一些影響，也需要付出極大的人力、物力。所以，只有從源頭上遏制，才是最根本的解決辦法。引入危險犯，可以使一些為了追求利潤而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個人或者企業，有所畏懼，可將此類污染環境的犯罪行為消滅在初始階段，減少對環境的壓力和社會危害，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而且，引入危險犯并不違反刑法謙抑性原則。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只是為了防止刑法過多干預社會生活才設定的，但是并沒有否定刑法手段的必要性。1997年在進行刑事立法時我國正處于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兩難境地，考慮到當時民眾對于環境違法行為的犯罪感較低，故而僅處罰有實際危害結果發生的情形。可是，隨著科技的迅速發展，人們已經認識到，環境污染的潛在危害性以及長期嚴重的影響，其社會危害性絕不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當然就可以處罰危險行為，而不必要求危害結果的現實發生。同時，從有利于訴訟效率的角度看，由于環境污染具有持續性、潛在性的特點，引入危險犯，可以在行為主體實施污染環境的行為造成嚴重污染的危險時就追究其刑事責任，從而避免實害結果發生時因時過境遷所導致的取證困難、因果關系以及責任難以確認的弊端。
作者：袁書廣單位：天津商業大學法學院
關鍵詞：環境責任保險、特征、可行性2010年7月紫金礦業區污水池的防滲膜開裂滲漏，導致9100立方米的污水流入汀江，直接經濟損失達3187.71萬元。2011年6月渤海灣油田B平臺和C平臺溢油，截至8月25日5500平方公里海面受到污染，其中超過870平方公里的海面為劣四類水質，部分渤海周邊岸線也遭到溢油事故影響，經濟損失難以數計。如此嚴重的環境污染事件，造成的環境破壞及經濟損失由誰來承擔呢？環境責任保險再次進入人們視線，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
一、環境責任保險的特征
環境責任保險主要指以被保險人因污染環境而應當承擔的環境賠償或治理責任為標的的責任保險。投保人向保險公司投保后根據保險合同規定交納保費，當投保人因污染環境造成了第三者的損失，由保險人承擔，把原本應歸由投保人承擔的責任轉嫁到保險人身上，由保險公司來支付法定數額的賠償金。環境責任保險實際上是通過訂立環境責任保險合同使被保險人將責任轉移給保險公司再將損失分散到所有承保環境責任保險的投保人身上。環境責任保險的特征主要表現在：
1.具有社會公益性，需要政府支持
環境責任保險是一種具有公益性的社會保險，盈利不是他的最終目的。實行環境責任保險由所有投保人共同分擔風險，減輕了被保人的壓力，緩解了被保險人與受害者之間的矛盾，對環境保護有著積極的意義。但是環境污染往往破壞程度高，波及范圍廣，賠償責任大，有時候環境責任保險所約定的保險金額對于受害者來說只是九牛一毛，這個時候容易造成社會動蕩，就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利用強大的調節作用與保險公司一起完成對受害者的補償及環境的恢復。
2.具有雙重保障性
環境責任保險一方面保障被保險人，另一方面保障受害者，具有雙重的保障性。當被保險人投保環境責任保險后，原本屬于被保險人承擔的責任就隨之轉移到了保險人身上，使被保險人在環境污染爆發時，不會因為巨額的賠款而導致企業無法正常生產經營破產，從而得到保障。作為保險人的保險公司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保障了受害者可以及時、完全的得到補償，所以說環境責任保險具有雙重保障性，有利于社會的穩定。
3.經營風險大
環境污染的滯后性使人們往往不能在污染初期及時發現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總是在污染的范圍擴大了，造成巨大損失的時候才發現。而且環境污染的不確定性又使人們很難對其進行預測，發生一次污染事故造成的人身傷亡和財產損失，以及需要負擔的清理費用及罰款需要一筆非常可觀的資金，保險公司也是經營單位，同樣最看重的是經濟利益，在推行環境責任保險的同時，要衡量收取的保費和承擔的風險是否對稱，所以保險公司承保環境責任保險的經營風險很大。
4.技術要求高
企業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對環境造成污染的強度及影響存在差異，保險公司承保的風險也不相同。這就要求保險公司在承保環境責任保險時要有環保技術方面的專家、有尖端的儀器設備、有對標的進行實地調查和評估的能力，可以單獨確定其保險費率和承保期限，所以經營環境責任保險對技術要求很高。
二、我國實施環境責任保險的可行性
1.政府方面
環境問題作為當今世界三大問題之一，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我國政府也是一樣。2004年“全國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現場會”和“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現場會”推動了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各地、各部門進一步采取措施，加大力度整治違法排污企業；2006年4月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上，總理重點強調“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環境保護要與經濟發展同步”；2008年國家環境總局和中國保監會聯合《關于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指導意見》指出“各級環保部門和各級保險監管部門要充分認識到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重要性，在當地政府的統一組織下，積極開展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的研究及試點示范工作。到2015年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相對完善，并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這次“指導意見”對環境責任保險的發展具有規劃性意義。
于此同時國家制訂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森林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等從不同方面對污染損害的賠償作出了規定。經過近些年在立法與司法方面的實踐，已積累了一些經驗，為環境責任保險的推出及發展創造了堅實的基礎。
2.企業方面
（1）污染企業。污染對于任何企業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風險，存在著不可估量的損失，特別是一些風險行業，它們的生產不可避免的會排放出各種污染物，必然會造成環境污染，一但大范圍的污染爆發，需要承擔的賠償責任數量之巨大不是企業自身經濟實力所能承擔的，很可能導致企業破產、員工失業，而且受害者也很難得到及時充分的賠償。所以企業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迫切希望尋求一種可以使風險轉移，損失減弱的途徑。環境責任保險就是針對這一問題設計的險種，投保人向保險公司支付保費后，環境污染應承擔的責任就轉移給了保險公司，保險公司通過收取保費的方式聚集大量資金，實際上是使眾多投保環境責任保險的投保人共同將賠償責任分攤了。
（2）保險公司。保險市場經歷了20幾年的蓬勃發展涌現出了一批資金實力雄厚、經驗豐富、管理科學的保險公司，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初環保部門和保險業在幾個試點城市聯合推出環境責任保險，雖然后來無疾而終，但為環境責任保險的再次發展積累了一些寶貴的數據和經驗教訓，使環境責任保險地發展變成了可行。
3.國際方面
當今世界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使各國之間實現了互通有無。環境責任保險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以經發展的比較成熟，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環境責任保險體系，為該國環境保護事業做出了貢獻。其健全的規章制度，合理的投保方式，科學的保險費率標準、靈活多樣的險種為我國環境責任保險的發展提供了參考，我國可以充分的借鑒這些國家的理論和成功的實踐經驗，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環境責任保險。（作者單位：河北大學工商學院）
參考文獻
[1]鄒海林.責任保險論[M].法律出版社.
摘要：本文通過1990―2013年數據以及構造環境污染綜合指數建立計量模型，以此分析福建省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結果表明，福建省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間呈“倒U型”曲線關系，且環境質量隨著工業化程度的加深而不斷惡化。
關鍵詞：產業結構；環境污染；主成分分析
一、引言
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協調發展是各國政府和學術界普遍關心的話題。現有研究成果主要有：
（一）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關系的研究
國外關于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圍繞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展開。Grossman和Krueger于1991年首次驗證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他們利用GEMS的城市大氣質量數據發現二者呈現出一種“倒U形”關系。Panayotou（1993）在此基礎上正式提出了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假說。此后，國外許多學者通過不同的污染指標和分析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結論，Friedl和Getzner（2003）發現二氧化碳和人均GDP呈現N型曲線，Martin Wagner（2008）發現二者呈單調遞增關系。
國內的多數研究是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進行驗證，證明其是否存在以及呈現何種曲線關系。趙細康等（2005）研究發現環境庫茲尼茨曲線的這種典型的倒“U”形曲線關系在中國并不存在。梁云等（2014）以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來衡量環境質量，他們發現這兩者是明顯的“倒U型”關系。而高宏霞等（2012）分析發現只有工業廢氣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這兩個指標與人均GDP的關系符合“倒U形”關系。
（二）產業結構與環境質量關系的研究
不同的學者對產業結構變動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持有不同的觀點。一方面，有學者認為隨著工業化進程加深，環境污染的程度將加深。趙雪雁（2007）、余曉娟（2010）分別以浙江省、甘肅省為研究對象，都指出影響污染物排放的重要因素是產業結構變化，其中第二產業對環境污染的影響效應尤為顯著。聶小桃（2012）認為造成廣州市水環境、固體環境和大氣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第二產業。
另一方面，黃孔融和王國聘（2008）在研究中指出第三產業對環境的影響很容易被人遺忘，但隨著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其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將顯著增加。王芳（2008）對河南省產業結構與環境質量變化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能顯著影響環境質量的是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而不是第二產業。
綜上所述，學者們的研究多集中于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影響以及產業結構對環境的影響，但將經濟增長水平與產業結構結合起來的研究卻不多，而且以福建省為研究對象的類似研究更為少見。因此，本文利用福建省經濟與環境數據來揭示福建省經濟增長及產業結構變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
二、福建省環境質量概況
環境質量的好壞通常用工業污染物的排放來衡量，其中廢水排放量、廢氣排放量、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煙粉塵排放量和固體廢棄物產生量是造成環境污染的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污染物。
圖11990年―2013年福建三大污染物排放量
數據來源：2014年福建統計年鑒
根據可獲得性數據可知不同污染物具有不同情況：（1）工業廢水排放量在2011年前持續增長，但2011年后明顯下降。（2）工業廢氣排放量一直保持上升趨勢，從1997年開始增長勢頭迅猛，是排放量增長速度最快的污染物，這嚴重威脅著福建省的空氣質量。（3）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在2006年以前呈現明顯上升趨勢，但2006年后有所下降。（4）工業煙粉塵的排放量近年來則保持平穩，變化不大，且處于較低水平。（5）工業固體廢物排放是所有污染物排放量中呈現下降趨勢的，而且下降趨勢是明顯的，由1990年的4238萬噸下降至2012年的016萬噸。從總體上看，福建的環境問題依然較為嚴重，環境保護任重道遠。
三、環境污染綜合指數
本文基于數據可獲得性選擇工業廢水排放量（gs）、工業廢氣排放量（gq）、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gl）、工業煙粉塵排放量（gyf）和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gg）共5個指標作為環境污染單項指標，其原始數據均取自1990-2013 年的《福建省統計年鑒》和《中國環境年鑒》。
由于指標數據之間存在的相關性，使我們不能簡單的用原始指標來分析EKC曲線的圖形特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們并不是從單個環境指標變量出發，分析其與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因為這樣得到的結果是片面的；另一方面，如果將各個環境污染原始指標不加處理，直接納入經濟環境模型之中，由于指標數據之間的相關性的存在，會使我們的分析結果不準確。鑒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去除原始指標數據之間的相關性，將5個環境污染物排放量指標綜合為一個指標來分析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化對環境的影響，其解釋能力大于單項環境污染物排放指標。設E來表示環境污染綜合指標。
根據SPSS運行過程可知，前2個主成分解釋了全部方差的87193%，這說明前2個主成分足以代表原來的5個指標。設分別用E1和E2表示這2個主成分。接下來計算前2個主成分的系數，可得兩個主成分的線性組合如下：
E1=0514×gs+0493×gq+0499×gl -0253×gyf -0425×gg
E2=0214×gs+0198×gq+035×gl+0775×gyf +0439×gg
接著計算污染綜合指數E，如下：
E=0730 E1+0270 E2
在現實情況下工業污染物的排放量是不可能為負數的，但在計算過程中環境污染綜合指數中出現負數的現象，因此本文根據許正松等（2014）的方法，采用離差標準化法以消除負數現象。計算結果如下圖所示。
福建省整體環境污染情況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0―1997年，這期間環境污染指數保持穩定，且低于03。第二階段，即1998―2005年呈現逐年加重的趨勢。在第三階段，即2005―2013年，環境污染指數又趨于穩定，但可以看到這階段的環境污染綜合指數明顯高于第一階段，均超過07。
四、實證分析
（一）模型假定
本文采用計量模型分析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對環境的影響。其中，以人均GDP 為自變量，以環境污染綜合指標為因變量。本文用三個指標來度量產業結構，分別是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重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以及第三產業比重，其原始數據均取自1990-2013 年的《福建省統計年鑒》，構造估計模型如下。
Et=β0+β1lngdpt+β2（lngdpt）2+β3（lngdpt）3+β4lnint+β5 lnzint +β6 lndst +β7Xt+Ut
其中，Et為環境污染綜合指數，lngdpt為人均GDP的對數，lnint為工業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對數，lnzint為重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的對數，lndst為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對數，Xt為影響環境污染指標的其他控制變量，ut為殘差項，β為參數，t為時期。
對于估計模型，其圖形的特征均由變量前系數的取值（正、負、或零）所決定，根據數學分析方法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如果β1>0，β2=β3=0，表明環境污染程度隨經濟增長呈線性上升趨勢，污染程度會隨著經濟的增長逐步惡化；
（2）如果β10，β3=0，則曲線為“正U型”，即環境質量隨著經濟增長先好轉再惡化；
（3）如果β1>0，β2
（4）如果β1>0，β20，則曲線呈“正 N 型”特征，即環境污染程度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先提高，然后下降，最后提高；
（5）如果β10，β3
（6）如果β1
（7）如果β1=β2=β3=0，表明經濟增長對環境沒有影響，這種情況否定了任何形式的 EKC 曲線的存在。
本文選擇的控制變量是環境政策。本文用工業污染治理項目本年完成投資額占當年GDP的百分比來度量環境政策，它對污染程度的影響預期為負。
（二）模型估計結果
模型的回歸結果見表1。
表1結果顯示：
（1）β1>0，β2
（2）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對環境污染顯著為正，即環境質量隨著工業的發展而不斷惡化。從結構上看，重工業占比的增加對環境污染的影響顯著為正，這說明隨著重化工業比重不斷加大，污染將愈發嚴重。
（3）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系數為顯著負值，表明福建省第三產業比重的上升對改善環境有幫助。
（4）控制變量的系數不顯著，這有悖于理論預期。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環保投入只有占到GDP的1%到15%才能有效控制環境污染，而要使環境質量有明顯改善則需達到3%。但是福建省1990-2013年工業污染治理投資水平普遍較低，尤其是2007年以后，其值都低于02%。因此該系數不顯著。
五、結論
本文利用福建省1990-2013年相關數據驗證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倒U型”曲線關系。在產業結構中，環境質量隨著工業化程度的加深而不斷惡化，對環境造成的壓力越來越大。（作者單位：華僑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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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余曉娟.浙江省產業結構與環境質量關系研究[D].浙江：浙江理工大學，2010年.
[10]聶小桃.廣州產業結構演變與環境質量關系研究[D].廣州：暨南大學，2012.
關鍵詞：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杭州市
中圖分類號：F812.0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9-0-02
杭州市作為浙江省的省會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處于全國前列，居民總體生活水平較高，但是，目前仍然較為嚴峻的環境污染問題不利于居民幸福感的進一步提高。隨著杭州市成功舉辦G20峰會以及將要舉辦亞運會，國際聲譽在不斷提高，亟需加快環境污染治理，提高生態環境水平，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的協調統一。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排污者通過繳納或按合同約定支付費用，委托環境服務公司進行污染治理，改變了過去“誰污染、誰治理”的傳統污染治理模式，轉變為“污染者付費、專業化治理”的新模式，是推進杭州市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途徑。
一、杭州市環境污染治理現狀
一直以來，杭州市政府非常重視環境污染治理工作，尤其是浙江省實施“五水共治”工程以來，污水治理工作成效明顯。2016年全市安排污水治理項目944個，整治河道9200多條，排查了18462個池塘、小水溝等小微水體，完成160個村的農村生活污水治理項目建設。此外，盡管杭州市政府在固體廢棄物和大氣污染防治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財政資金，并且建立了生活垃圾分離處置制度，但總體治理效果仍有待進一步提高。特別是，杭州市大氣污染治理工作的成效仍與絕大部分居民的預期相去甚遠，霧霾問題仍是困擾環境保護部門的重大難題。2011年到2014年，杭州市霧霾天數分別達到159天、157天、239天和154天，浙江省環境監測中心的監測數據顯示，造成杭州市霧霾天氣的空氣污染物并非來自北方，而主要是由本地區排放產生。在環境污染治理機制方面，杭州市目前主要以傳統治理模式為主，于2015年8月正式成為國家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試點單位，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工作仍處于起步階段。
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優勢
（一）降低企業環境污染治理成本
在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總體放緩、社會勞動力成本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市場競爭顯得異常激烈。實際上，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對于釋放企業活力有著非常直接的效果，國務院總理今年以來多次強調，通過減稅降費等方式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在“誰污染、誰治理”的傳統污染治理模式下，污染企業在污染治理設備、人員、資金等方面的投入構成企業重要的成本來源，而通過由第三方企業提供環境污染治理、污染企業購買服務的方式，可以有效降低企業的環境污染治理成本。如寧波北侖某印染織廠，曾一次性投入污染治理設備1200萬元，此后每年仍需投入上百萬元的運營費用，采用第三方治理后，只需根據污染物排放量付費，大大降低了污染治理成本。
（二）提高企業環境污染治理效率
在傳統污染治理模式下，政府主要通過制定污染物排放標準來監測企業的污染物排放是否達標，污染物的治理主要由企業直接采購污染治理設備，自行掌握污染物處理技術。但是，由于污染治理并不是企業自身的業務專長，在技術人員缺乏、管理經驗不足的情況下，往往導致企業環境污染治理效率低下。盡管企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但實際效果卻往往不佳，并且由于企業的分散性，給環保部門的監管工作也帶來了很大的挑戰。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則由專業的第三方企業從事污染治理工作，通過實現規模效益來提高污染治理效率。實際上，對于第三方治理企業來說，處理500噸與5000噸廢水的實際運行成本差別并不大，而污染物的集中處理也給政府監管帶來極大的便利。
（三）促進環境污染治理技術創新
從社會發展的動態視角來看，環境污染治理技術創新才是提高污染治理效率的根本動力來源。但是，在傳統污染治理模式下，污染企業既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從事污染治理技術的研發工作，無法有效推動社會污染治理技術進步。相反，由第三方企業從事專業化的污染治理工作，可以積累豐富的污染物治理經驗，保持較高的污染物處理技術研發熱情，促進環境污染治理技術創新。
三、推進杭州市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政策建議
（一）樹立典型示范案例
當前，浙江省杭州、寧波、嘉興等城市都在積極嘗試開展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工作，但是從總體上講，大多數企業對于第三方治理的接受程度較低。主要原因在于，第三方治理在實施過程中面臨著付費標準、風險管控、責任分擔等多方面的問題，污染企業和第三方治理企業需要在污染治理過程中不斷磨合，探索出一套實現雙方共贏的商業合作模式。建議杭州市環保部門在推進第三方治理的過程中，對當前已經實施的成功案例進行梳理，不斷總結成功經驗，加大典型案例的宣傳與推廣力度，逐步轉變企業的污染治理觀念。
（二）加強政府監管力度
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要求第三方企業具有較高的污染物處理水平，維持一定的污染物處理量以獲取規模效益，制定合理分攤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并防止在污染治理效果上弄虛作假，這就要求政府不斷加強監管力度，結合第三方治理特征制定監管應對措施。在當前政府簡政放嗟拇蟊塵跋攏建議杭州市環保部門主要通過過程與事后監督的方式加強監督工作，在鼓勵優質企業開展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工作的同時，加強對企業污染治理效果的監測，對于未能達到污染物排放標準的治理企業，通過負責人約談、限期整改、行政處罰等方式督促企業提高污染物治理水平，定期向社會公布第三方企業的污染物治理情況，實施污染治理效率末尾淘汰制，將未按期整改或惡意偷排污染物的第三方企業納入市場禁入名單。
（三）提供財稅扶持政策
在實施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初期，由于第三方治理企業集中處理的污染物規模較小，初始投資較大，企業可能處于虧損狀態，這將不利于第三方治理行業的整體發展。2015年1月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見》明確提出，對符合條件的第三方治理項目給予中央資金支持，有條件的地區也要對第三方治理項目投資和運營給予補貼或獎勵，研究明確第三方治理稅收優惠政策。因此，建議杭州市政府在相關政策法規框架內，制定第三方治理企業的財政補貼和獎勵標準，助推優質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發展壯大。同時，由于稅收優惠政策的制定權限集中在中央，建議杭州市政府在積極調研企業政策需求的基礎上，積極向中央爭取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
（四）處理好污染治理的跨區域協調
環境污染治理并不是單個地方政府能夠獨立完成的，污染物本身具有跨區域流動的特征，這就要求杭州市政府在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過程中，積極做好污染治理的跨區域協調工作，尤其是向周邊省市宣傳本地區的第三方治理成功案例，推動本地區優秀的第三方治理企業走出去，參與其他地區的市場競爭。同時，鑒于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在我國尚屬新事物，國家層面也只是從2015年初開始試點工作，并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運行模式，建議杭州市政府加快推進本地區的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工作，并牽頭與寧波、嘉興等市建立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區域協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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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糾紛案例的基本情況
這是發生在浙江的一起事件，東陽市畫水鎮的“4.10事件”爆發于2005年4月10日凌晨，東陽市政府出動百余臺車輛和3000名警察及政府工作人員，前往畫水鎮，清除當地農民為抵制污染而搭建多日的占道竹棚，守候竹棚的老農燃放鞭炮示警，四方民眾兩萬多人迅速聚集，將清障人員圍堵于當地的一所學校，沖突造成30多人受傷，69輛汽車被毀，學校為此停課。
二、形成環境污染群訪的原因
環境污染糾紛不同于一般的，由于環境污染問題涉及農林醫等諸多學科，技術要求高，損害認定困難，有取證難度大的特性，往往易形成群體上訪、越級上訪，甚至形成廠群沖突，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一）環境污染損害的社會危害性。我國環保法的立法宗旨是“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由于環境資源質量的區域性、共享性，使環境污染問題具有公眾性、群體性。比如：某企業排放大氣污染物，污染周邊空氣，可能使周圍幾公里甚至幾十公里居民遭受危害，眾多居民健康或財產受損。正是由于環境污染損害具有了上述特征，往往出現只要有人引導牽頭，響應擁護者就十分踴躍，使環境糾紛很易形成群體上訪。
（二）因為環境污染的潛伏性、復雜性，使群眾產生談污色變的心理。首先是污染源污染物的復雜性，有來自工業、農業、交通等各個方面的污染源；污染源產生的污染物又種類繁多，諸如廢水、廢氣、廢渣、粉塵等；其次是污染危害過程的復雜性，污染物往往通過轉化、代謝、富集等各種過程后，才導致污染損害，這個過程可概括為：污染源產生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污染物進入空氣、水、土壤等媒介造成污染危害；其三是環境污染的危害具有潛伏性，達標排放的污染物，通過環境自凈一般不會產生危害，但環境的自凈能力是有限的，當某種污染物超過環境自凈能力，就會積累起來，造成危害，這一過程可以是一年、幾年，甚至幾十年。由于環境污染的這些特征，受害群眾往往強烈要求政府采取關閉、搬遷等措施消除污染，更增加了解決環境糾紛的難度。
（三）污染企業偷排、漏排等是造成環境污染糾紛的直接原因。據筆者了解，只要治理設施能正常運行，達標排放，周邊的群眾也是能理解企業的難處，支持維護企業正常生產環境，但是企業主往往受經濟利益的驅動，不正常使用治理設施，更有甚者采用偷排、漏排等方式，治污設施成為應付環保部門的擺設，使大量超標污染物排入環境，企業的這種不誠信行為，既違反了環保法律法規，又激怒了周圍群眾。群眾為維護自身的生存權、環境權不得不走群體上訪投訴之路，要求消除危害，賠償損失。
三、環境糾紛處理的對策和建議
（一）加強環境宣傳教育，普及環境科技常識，提高環境法制觀念。一是應大力宣傳環境科普常識，使人們對環境保護、環境污染、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二是應加大環境法制的宣傳力度，提高排污者環境法制觀念。要加強對各重點排污企業的監督管理，促使企業環保設施正常運轉，做到達標排放，從源頭上控制污染物對環境的影響。
(二)解決環境糾紛，克服地方保護。因為污染企業往往是當地的利稅大戶，往往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出了事故群眾告狀，政府不保護群眾的合法權益，反而去幫助污染企業。比如老百姓要求停止污染，企業就要增加設備，要花錢；有的就必須把企業關閉。老百姓受到污染損害后，由于不懂法，可能采取比較激烈的方式。地方政府往往不是去解決糾紛、減少污染，反倒采取強制的手段抓人，由檢察院以擾亂社會罪、破壞秩序罪到法院，給污染受害者判刑。所以，地方政府要從長遠來看問題。保護一個污染企業，可能一時的財政狀況有緩解，但從老百姓的利益和從可持續發展的眼光來看是有害的。
（三）為人提供法律幫助。對人特別是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費的法律咨詢，使更多的人認識到了自己應有的環境權利，并開始了解通過法律途徑可以保護自己的權利，使一些貧窮的污染受害者在失望中看到了希望，幫助公眾樹立了法制觀念，避免一些過激行為，以維護社會穩定。
目前，我國環境法制建設不能盡如人意的地方還很多，從立法來說還存在一些空白。所以，研究探討中國環境糾紛處理的一些特殊問題，對促進我國建立合理、公正、有效的環境糾紛處理機制，是很重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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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環境污染；風險評估
環境污染是制約社會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治理環境， 創造人類共同的地球家園是每一個人的責任。我國大力踐行環境保護，積極進行環境污染風險評估工作，并在全國范圍之內進行試驗，但是目前發展仍舊十分滯后，難以達到世界水平。有些污染突發性強、破壞性大，往往造成嚴重后果，如何防范風險是環境污染評估的著力點。目前我國總體上區域環境污染事件的風險防范和應急體系較薄弱，缺乏理論深度和區域針對性，應急的內容遠多于防范的內容。
1.建立環境污染風險評估模型
1.1環境污染風險影響體系設計
環境污染風險評估模型是在綜合考慮各種影響因素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可以對環境污染的污染程度以及事故發生的可能性進行全面性的綜合性評估。建立一個風險評估模型要經歷幾個步驟，一般來講可以分為以下幾步：污染風險影響因子體系設計、研究區域空間數據采集、因子分級與數據提取、影響因子專題數據制作、影響因子數據合成分析、風險等級劃分與環境污染風險程度分布圖輸出等幾個部分。設計影響因子體系時就要進行合理的取舍，在眾多的影響因素中選擇最具代表性或者影響程度最大的影響因子來建立影響因子體系，有取舍的影響因子體系可以突出重點。風險防范體系系統地給出了突發環境污染事件事前的預防策略和應急準備策略，貫徹了“防范優先”的原則，體現了“削減現狀風險，控制潛在風險”的思想。
1.2數據采集
在科學技術不斷發展的今天，風險評估體系建立的每一步過程都要盡可能的運用現代科技，實現高程度的智能化與專業化，提升風險評估的精確與數據采集的精度，為環境治理工作的開展提供保障。對環境污染區域進行數據采集是一項十分浩大發的工程，這就需要利用現代科技，例如運用 GIS 工具軟件的地圖數字化功能，將各種影響因子的數據統計進行數字化輸入，如果污染面積不是很大，影響因子相對較少，就可以在此基礎上增加圖片等采集數據的輸入，完善評估模型。環境污染的影響因子一般按照影響程度的不同劃分為五個等級，等級越高，則表明影響因子對環境污染的影響程度越大。不同影響因子的分級閾值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在實際建模過程中，研究人員要根據實際的風險評估區進行具體的修改。
1.3加強風險的過程控制準備
過程控制側重危險物質釋放后但未與風險受體接觸前所采取的控制措施準備，包括區域的風險防范措施和應急準備。開展石化等重大風險源識別工作，建立國家級、省級、地市級關聯的環境風險源數據庫，搭建開發區、區縣層面的重點源監控體系，做好突發污染事件的風險監控。同時做好區域應急預案和應急演練，制定區域應急預案，設置防范與預警、應急響應、信息報告與以及后期處置等環節的具體方案，明確分級預警、分級應急。根據相關應急預案，組織專業性或綜合性的應急演練，做好跨部門的協調配合及通信聯絡。
1.4減少受體的暴露
減少暴露主要是針對受體采取長期或臨時的控制措施、降低受體接觸風險因子的機會，包括受體的布局調整、規模調整、暴露防護以及臨時應急的疏散、撤離準備。把遭受集中風險源威脅可能性大的居住區、學校、醫院等搬離危險暴露區；盡量減少可能暴露的受體數量、規模；對暴露程度低或無法搬遷的受體，采取設置防護隔離帶等暴露防護措施。還要做好應急疏散撤離準備，從區域層面制定人群疏散撤離方案，開展宣傳教育與疏散演練，增強應急疏散撤離能力和應急的暴露防護能力，確保緊急狀態下迅速有效脫離突發環境污染暴露區并減少暴露程度。
1.5分區防范
突發環境污染事件風險具有較強的空間差異特征。基于環境風險系統，通過風險源和風險受體的調查分析，可評估風險源的危險性、受體的脆弱性和區域發生環境污染事件的風險性，并據此開展環境風險分區。避免在地震、洪水、泥石流、滑坡等能量型災害易發區域布設風險源或運輸危險物質，以減少誘發突發環境污染事件的危險。避免在商住區、學校、醫院等人群密集的區域、水源地等生態敏感區附近以及上風向、水體上游的區域布設風險源或運輸危險物質。對于已布設的危險源，應設法搬遷或關閉，減輕布局性風險。針對不同分區的風險特征，抓住形成風險的主要因素，將風險防范策略落實到具體分區，明確各分區風險防范的側重點，提高突發環境污染風險防范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從而顯著降低環境風險或風險發生后的不利影響。
2.加強環境污染風險評估的建議
2.1建立環境污染監測系統
一個環境污染風險監測系統主要包括環境污染風險的識別、衡量、預測、預警以及統計分析等，監測系統要小紅分利用現代科技，實現數字化與智能化，利用氣象衛星技術、通訊網絡技術等，建立重要環境污染因素的監測系統以及數據模擬系統，并能夠迅速進行數據的處理與分析，提高環境污染風險評估工作的工作效率。風險源是可能產生環境危害的源頭，風險源的存在是環境風險發生的先決條件，在危險物質的生產場所、貯存場所和污染排放口安裝視頻監控系統，并保證其正常運行；在易發生爆炸、泄漏、非正常排放的控制單元和工藝環節安裝壓力、溫度、濃度等指數的監測、報警與控制裝置，做好監測監控工作，減緩風險源的危險性是降低風險最直接有效的策略，這也是防范優先于應急的主要原因。
2.2完善定損理賠體系
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對環境造成損害就要承擔自己相應的責任，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定損理賠體系，明確企業的責任，將環境污染的責任真正落實到位。在進行環境污染風險評估時，相關部門之間要進行及時的溝通與交流，加強與環保部門等的交流，進行環境污染監測數據的傳輸與共享，以此實現更好的風險評估。在企業發生環境污染事故之后，要及時安排專業人員進行環境污染的風險評估和快速索賠，索賠要嚴格按照既定的程序和標準進行，保證公開與透明，提高環境污染索賠與治理的效率。
3.結語
風險防范體系系統地給出了突發環境污染事件事前的預防策略和應急準備策略，強調防范體系的區域針對性，能夠為企業和地區決策者提供切合實際的管理指導意見，提高風險管理的有效性，環境污染評估工作的順利開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社會各界以及人民群眾的理解與配合，離不開技術人員的努力與奮斗，各個部門以及各個機構之間協調配合，才能保障環境評估工作的順利開展，才能對我國的環境質量提供一定的保障。 [科]
【參考文獻】
關鍵詞GIS；環境質量；環境監測；污染源
中圖分類號X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4）112-0123-02
所謂環境監測是指測定影響環境質量因素的代表值, 來反映環境質量及發展趨勢。環境監測的結果就是指監測數據,它應當準確而全面地反應出某區域范圍內污染物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分布。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和進步, 環境監測的方法漸漸由手動監測向自動監測發生轉變, 自動監測技術和計算機系統在環境監測的過程中得到廣泛應用。如今，GIS技術在環境監測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GIS技術不僅能夠合理高效的對多種環境監測信息進行管理, 對監測管理進行科學的評價, 還可以收集數據,使空間分析和決策整合成一個整體的信息, 使工作效率得到明顯提高,為解決資源環境問題和可持續發展帶來技術支持。GIS的具體應用在以下3個方面。
1 環境質量監測
環境質量監測是指對各種環境因素的污染狀況和污染物的發展趨勢進行一定程度上的實時監測，并且對環境污染控制措施的效果進行評價，收集與環境質量監測相關的數據，以此了解一定區域內環境污染狀況和變化趨勢。它是環境監測工作的主體部分。一般情況下環境質量監測針對的是一定的區域,對該區域的水質、噪聲、空氣狀況、生活垃圾等方面進行定點的、長時間的監測以掌握該區域的污染現狀并且對其進行全面準確的評價, 從而反映出該區域受污染的程度和污染物空間分布狀況。
一般情況下，監測所獲得的有關數據都是在空間上離散的點,我們可以利用GIS的空間數據內插方法來準確地反應環境質量的現狀。比如說，通過某監測河流上監測斷面的數據對該河流的水質狀況進行評價。
另外,在對監測環境中的各種客體(如廢棄物、水質等)進行評價時, 常常與多個污染指標有關。怎樣依靠這些多個單一的、包含一定空間信息的污染物指標來對空氣的質量進行綜合評價, 我們可以通過GIS的空間疊合分析來實現它。空間疊合分析就是在一定的空間系統條件下, 每次都將同一區域的兩個地理圖層進行疊合, 以此產生空間區域的多重屬性特征, 或者建立各種地理對象間的空間聯系。前者通常可以用來搜索同時具有集中地理屬性的分布區域, 稱為空間疊合屬性；后者通常用于發現某區域內一些專題的特征, 稱為空間疊合統計。這樣就實現了利用多個污染指標的空間疊合分析對環境質量的全面分析和評估。綜上所述,要想準確地表述某一區域的環境質量, 僅靠某一點的監測是不夠的, 只有利用GIS強大的空間處理能力和綜合分析等優勢, 結合污染物的分布,全面統計分析監測數據,才能得到準確而客觀的表述。
2 污染源監督監測
污染源監測的目的是了解污染源的分布, 為監視主要污染源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變化趨勢所采取的長期定點的監督監測，主要對污染物濃度、污染物排放總量和變化趨勢進行監測, 通過監測對某一地區的污染現狀和變化趨勢進行一定的掌握和預測。要想評價污染源對周圍環境的危害, 不僅要獲得污染源的濃度和排放總量的數據, 還需要了解污染源所在地理環境的背景信息。在污染物排放量同等的情況下, 如果其所在的地理位置不同，所造成的污染程度和范圍同樣會有所不同。這就是所謂的污染源的地理空間特性。污染源的地理空間特性決定了對污染狀況影響的表述必須要利用GIS。這要求不僅要進行污染源的定量分析, 而且還要進行空間上的掌握。而GIS正是這種結合的體現, GIS用數據來表示空間分布, 將數字和圖形作為一個整體, 而且支持數字與空間思維同時開展, 相對于傳統的地圖分析方法有明顯的改進 。
除此之外，GIS的空間緩沖區分析是進行污染源的擴散影響分析的有力工具和依托。所謂空間緩沖區分析就是根據被分析對象的實體, 自動在其周圍一定范圍建立帶狀區, 以此來識別這些實體對周圍對象的輻射程度和影響程度。GIS與污染源監測監督相結合,能夠通過計算得出污染源擴散的具體范圍, 從而總結出污染源與環境污染間的大體規律,掌握一定的技術和方法，準確地預測出環境污染的發展趨勢, 為污染源規劃和環境質量保護提供有力方法和工具。
3 應急監測
GIS廣泛應用于環境污染的應急監測。污染物應急監測是指對各種污染事故的污染源進行現場追蹤，確定污染事故造成環境的污染程度，帶來的危害等。它能夠對環境污染進行動態地監測并且對重大污染事故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是環境監測功能中重要的一個方向。為了使相關部門能夠快速有效地實施污染事故的應急措施,需要利用地理信息系統技術對相關的數據進行詳細的分析。首先要確定事故發生的地理位置, 其次利用GIS與環境模型相結合來預測受影響區域的具體范圍, 利用GIS的可視化特點得出污染區域內的敏感單位、救援單位、以及最佳路徑等基本信息, 以此為應急監測和應急救援工作的有效開展提供一定的依據。
4 結論
有關部門在進行環境保護工作時，環境監測地理信息系統是一套集先進科學技術于一體的環境監測和預警平臺，它能有效而準確地反應出水質、空氣、噪聲以及污染物等實時的監測信息。地理信息系統（GIS）能夠幫助實現環境質量和污染源的整體監控和管理。GIS的應用有效地提高了環保部門的整體反應速度和能力，提高了有關部門的工作效率，提高了數據處理速度，大大減少了人為失誤。通過對周圍環境進行實時監控、及時發現異常狀況，在最大限度上有效降低污染事故帶來的不利影響，使人們的生活環境質量得到了進一步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環境監測工作的需要，為環境監測工作的進行帶來了很大的方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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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橋，等編著.環境地理信息系統[M].科學出版社，2004.
[3]楊志峰，劉靜玲，等編著.環境科學概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摘要 本文以LMDI分解方法研究山東省1991-2011年工業經濟增長的環境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的變化特征，測度污染密集型產業結構變動帶來的大氣環境效應。研究發現：①山東省SO2、煙塵、粉塵等大氣污染物排放狀況總體趨勢改善，但污染物排放的產業集聚性特征明顯，其中污染密集型產業增加值占工業總增加值的25-45%，而其大氣污染物排放量占總排放量的90%以上；②規模效應是造成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技術效應是控制大氣污染物排放量的主要因素，結構效應對大氣污染物減排效果并不明顯，因此調整工業結構特別是減少污染密集型產業比重是污染物減排的重要途徑；③1991-2011年山東省污染密集型產業比重上升或下降1個百分點，工業廢氣、SO2、煙塵和粉塵排放量將分別增加或減少19.13百億標m3、5.68萬t、2.25萬t、3.70萬t。依據上述研究結論，需要從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標準、區域大氣環境管理、環境管理政策、科技支撐體系等方面優化產業結構，推動區域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應對當前的大氣環境問題。
關鍵詞工業結構；大氣環境效應；LMDI分解方法；山東省
中圖分類號F4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04（2014）01-0157-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1.022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能源危機和環境災害的頻發，人們逐漸意識到能源和環境問題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1]。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不僅僅是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政府和學術界共同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問題[2-3]。20世紀90年代初，Grossman[4]、Torras[5]、Selden[6]等學者通過分析經驗數據先后提出經濟發展與環境質量的“倒U型”曲線關系，即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產業結構的變動是影響環境質量變化的重要因素，Stern[7]研究1973-1990年64個國家SO2變化驅動因素后發現，產業結構調整起到增加排放的作用，貢獻率達到14%-22%。Llop[8]運用環境投入產出法研究1995-2000年西班牙產業結構調整對污染物排放變化的影響，表明產業結構對污染物減排作用明顯。Grossman與Krueger[9-10]等學者采用分解分析方法定量研究了經濟規模效應、行業內技術效應和經濟結構效應對污染物排放變化的貢獻率，這種研究被廣泛運用于當前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作用機理分析。我國學者錢雪亞等[11]通過研究浙江省經濟結構調整與環境保護的邊際效應以及相關性，認為工業結構調整減緩了環境質量的下降速度，王海建[12]構建環境投入產出模型，分析產業技術變動、需求結構變動對污染物排放量的影響，劉文新、張平寧等[13]以資源型城市鞍山市為例，分析三次產業與環境污染物的互動關系，表明第二產業尤其是重工業對水環境和大氣環境的影響最大。賀丹等[14]研究產業結構變動引起的環境效應，分析污染密集型產業變動引起的環境效應。總體來看，盡管不同專業背景的學者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但目前對產業結構演變的生態環境效應研究仍然很薄弱，在研究內容上多集中于單一產業對污染物排放的影響，很少有學者對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具體作用渠道與作用機制進行詳細的研究，缺乏對三次產業整體以及更細產業門類結構變動的環境效應評價；在研究區域層面上，對市域、縣域產業結構與環境影響的關系研究較多，缺乏對省域層面上產業結構變動的環境效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定性分析較多，缺乏定量研究。
伴隨著經濟規模高速和超高速增長，環境污染問題已成為影響可持續發展的瓶頸，而大氣環境質量的惡化首當其沖。工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和產業地域布局的核心，工業化在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引起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鑒于上述研究背景以及山東省的實際狀況，本文采用LMDI分解方法，研究1991-2011
年山東省工業結構變動引起的大氣環境效應，為山東省工業結構調整提供理論依據。
1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1.1環境效應分解模型
構建大氣環境污染物的分解模型能夠分解出污染物排放變化的影響因素，并通過各因素的貢獻值及貢獻率來計量其影響程度。污染物總量P表示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