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09 05:44:51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毅行協會工作計劃，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2014年中國移動4G基站數達到70萬個
LTE-A系統漸成主流路徑 ； 做好網絡優化保障用戶體驗
繼續推動LTE-A演進工作
關鍵詞 1網絡建設優化100萬站
本報記者高超
一年70萬個基站，比原定目標多了20萬個，中國移動在2014年達到了近似于“恐怖”的4G網絡建設速度，但是當時光來到2015年，情況將發生改變，中移動也順勢做出了調整。
據了解，中移動2015年的工作從全力建設4G網絡過渡到重點保證4G建設投入，全力做好4G網絡優化，積極引領4G演進發展。中國移動很早就表示，2015年將是大規模投資4G的最后一年，而其今年的工作計劃也印證了這一點，即全年建設約30萬個基站，今年的工作以網絡優化為主。
事實上，經過了2014年的超速建設，中國移動擁有一張全球最大的TD-LTE網絡，但網絡覆蓋廣并不意味著網絡質量高，在完成規模浩大的網絡建設后，中國移動還有很多網優工作待完成。
相比基站建設，網絡優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業內專家表示，在日常4G網絡優化過程中，工程師可以通過OMC網管、信令跟蹤、優化工具等發現問題。可需要注意的是，網絡優化的前提是做好數據的采集和分析工作.數據采集包括路測數據和話務統計數據采集等。顯然100萬個基站的建設和維護量并不是簡單的任務。
網絡優化工作可以保證用戶獲得較好的上網體驗，然而這僅僅是基礎工作。對于中移動而言，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推進4G技術的演進。
據國外媒體報道，全球移動設備供應商協會（GSA）日前的報告指出，到目前為止，共有15個國家和地區的20家運營商推出了速率高達300Mbps的6類LTE-A服務，另有31個國家和地區的49家運營商推出了下載速度較低（介于110Mbps和300Mbps之間）的商用LTE-A載波聚合服務。該協會指出，目前澳大利亞、日本、阿聯酋等國家正在進行9類技術系統的部署、測試。根據第三代移動通信合作計劃的規范規定，9類技術是指理論下行和上行峰值速度分別達450Mbps和50Mbps的系統。LTE-A系統漸成主流。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移動盡管目前大規模商用的TD-LTE網絡速率仍然停留在lOOMbps，但一直在推動LTE-A演進工作。據了解，中國移動于2014年與華為合作在杭州、深圳、北京等多個城市現網中部署了小規模的雙載波聚合網絡，并在同年的亞洲移動通信博覽會上驗證了應用F頻段+D頻段95MHz帝寬進行的五載波聚合，最高下行速率超過1Gops。
盡管系統端和芯片終端廠商基本都已經做好TD-LTE載波聚合商用部署的充分準備，但是中國移動真正實現商用部署還需時日
L關鍵詞2產品創新融合通信商用
本報記者田園
2014年年底，中國移動終于將融合通信從概念落到實地，在其合作伙伴大會上了主打“新通話、新聯系、新消息”的“三新”手機，揭開了蓋在融合通信業務頭上的神秘面紗。在2015年中國移動工作會上，中國移動更是提出了全面實現融合通信商用的目標，將一大發展重點直指融合通信。
艾媒咨詢CEO張毅在接受《通信產業報》（網）采訪時表示，中國移動加速推動融合通信發展是大勢所趨，在微信等互聯網OTT借免費通話功能搶食運營商語音業務的趨勢下，電信運營商必須讓通信管道更加智能化，以期在通信市場繼續唱主角。
而資深電信分析師馬繼華在接受《通信產業報》（網）采訪時指出，中國移動推融合通信商用，有應對互聯網OTT沖擊的成分，但主要原因還是通信技術的迭代下，以求更好發展的自我革新。
關鍵詞3互聯網轉型推進數字化服務
本報記者田園
在2015年工作會上，中國移動董事長奚國華表示，傳統話音進入加速衰退期，流量經營迎來黃金期，數字化服務發展面臨窗口期，改革創新處于攻堅期，這是中國移動發展的新常態。
中短期內，流量經營仍然是運營商最實質性的增長領域。從長遠發展看，培育第三條增長曲線――數字化服務成為中國移動2015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奚國華更是表示，“價值鏈中利潤最豐厚的部分開始轉向數字化服務，拓展數字化服務關乎中移動的未來。”
國際上很多運營商都提出了所謂的三波增長。大量的創新型產品和解決方案都被歸為所謂的數字服務。有業內專家表示，運營商在從話音向移動寬帶轉型的過程中網絡效應正在減弱。網絡效應的來源是“用戶網絡”，通常與“業務網絡”相伴隨而非“物理網絡”，這也正是運營商受到OTT劇烈沖擊的根源所在。
背景 ； 互聯網OTT的沖擊
通信技術的不斷迭代
路徑：
逐步下調流量資費
以用戶補貼帶動其使用積極性
以終端補貼推動終端成熟和多樣化
在全球運營商營收普遍下滑的情況下，流量經營成為運營商的業務重點，移動增值業務更成為運營商撬動市場的另一個支點。
張毅表示，融合通信能幫助中國移動將自有的基礎通信管道與移動增值業務入口打通，將用戶以往通過互聯網OTT上獲取的內容通過“三新”功能實現，比如閱讀新聞、查詢位置等，從而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避免被單純地管道化，僅為他人做嫁衣。
毋庸置疑，在龐大的用戶基數下，中國移動推動融合通信有著先天的優勢。但不能忽視的是，實現融合通信商用憑借中國移動一家的力量是不夠的，馬繼華表示。如果只有一家運營商推出融合通信業務，對用戶使用習慣上的影響和改變很有限。此外，三大運營商一同推動融合通信，能夠盡早催生新的通信標準的誕生，運營商整體都將從中受益。
對于中國移動如何更好地推動融合通信的發展，張毅表示，有兩方面的工作可以做。
第一是對用戶進行補貼。融合通信將傳統的語音按分鐘收費、短信按條數收費變為按流量計費，這種轉變不僅是對用戶使用習慣上的改變，按流量計費在價格上是否能夠被用戶所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用戶使用與否的決策。因此，在逐步降低流量資費的同時，考慮通過適度的補貼，帶動用戶使用融合通信業務的積極性是有必要的。
第二是通過對終端廠商進行補貼。在發展初期，“三新”手機在合作品牌和數量上都有限，不僅技術方面有待加強，而且留給用戶選擇的余地小。對終端廠商進行補貼，可以推動“三新”終端的成熟和多樣化，為全面實現融合通信商用奠定基礎。
背景 ； 流量經營仍是營收主力
數字化服務被視為未來重要的增長點
路徑 ； 清晰的業務發展規劃
從內容和服務上打好基礎
以開放的姿態引入外部優質資源該網絡的用戶節點數的平方成正比。用戶加入網絡，該用戶和運營商不需要做任何額外的動作，但在網的潛在用戶看來，這張網絡對它的吸引力和價值都提升了。這種沒有伴隨著任何成本發生而價值得到提升的現象，就被稱為網絡效應。
2G時代，中國移動就是憑借語音業務的網絡效應瞬間成長為國內移動通信的巨無霸。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用戶消費是為了使用相關的互聯網服務，在某種程度上，OTT業務正如運營商在話音時代一樣受益于梅特卡夫定律。
在野村綜研（上海）電信行業研究副總監陶旭駿看來，在過去的黃金發展期，中國移動錯過了投資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從業務運營商向投資集團轉型的寶貴時間窗口――如今，這一話語權，正陸續轉移到以BAT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手中。
獨立分析師付亮在接受《通信產業報》（網）采訪時表示，數字化服務可以簡單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內容，二是服務。在數字化服務拓展過程中要清醒認識自己能力，進行良好的規劃。有些業務不需要第三方介入，中國移動可以自己來做，而有些需要第三方介入的業務則需要中國移動能真正以開放的姿態，積極引入優質的第三方資源。在數字化服務的推動上，運營商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中國移動需要帶動產業鏈的共同發展。
陶旭駿表示，未來數字化服務必然是一個產業鏈各方分食的市場，不會如10年前一般像個完全由運營商主導的“帶有圍墻的花園”。是否要將數字化服務的所有領域所有環節全部做遍？又能否將這些都做到極致？中國移動的出發點必須明確，這將決定投入何等的資源規模以及采取何種做法。
在全球電信運營商轉型探索中，中國移動能否通過數字化服務的積極拓展迅速培育第三條增長曲線，實現企業的快速發展，迎來下一個“黃金十年”呢？
關鍵詞 ； 4運營管理降本增效
本報記者高超
背景 ； 央企改革等政策要求
國資委要求大幅削減營銷費用
利潤下滑路徑 ； 削減營銷費用、下調終端補貼
創新機制、優化流程等
“降本增效”成為央企近一年來改革的重點工作之一，更是成為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移動在2015年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的工作任務之一。
據了解，中國移動要全面推進運營管理方式轉型。具體內容是，要順應變化，從網絡發展方式、營銷模式、服務方式、渠道管理、支撐體系等方面全力推進轉型，著力構建面向客戶的低成本高效運營體系。
2014年，國資委要求三大運營商營銷費用削減20%。據估算，三大運營商一年削減的營銷費約400億元。與此同時，移動互聯網蓬勃發展，以BAT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通過各種業務和應用向電信運營商施加壓力，使得后者傳統通信業務受到嚴重威脅，利潤進一步下滑，加之去年6月實施的營改增又令運營商利潤降低三成左右，削減營銷費用、下調終端補貼額度成為三大運營商的必然選擇。
但是僅僅削減營銷費用、下調終端補貼并不夠，運營商需要從多方面降低運營成本。對此，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李錦認為，央企在生產領域，要從創新機制、優化流程、優化資源配置、創新建設方式等方面人手，而在非生產領域要抓銷售成本、財務成本等幾個環節，進行降本節支工作。
對于運營商而言，降本節支僅僅是一個方面，如何增加效益也是今年的工作重點。國資委對國企2015年工作的要求，除了進一步做好降本節支工作之外，就是全力以赴保增長。
【關鍵詞】虛擬運營商 電信運營商 價格倒掛 業務創新 商業模式
中圖分類號：TN915.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6-1010（2016）09-0005-04
1 虛擬運營商發展現狀
《移動通信轉售業務試點方案》于2013年5月17日由工信部正式，而在2013年12月26日工信部便向首批11家民營企業發放移動轉售牌照，迄今為止已經兩年有余。
而在當初以壯大電信產業、激活休克魚、使通信信息服務邁向個性化與定制化為目標的移動轉售，目前又有怎樣的發展狀況？在2016年1月21日，工信部信息通信發展司政策標準處處長謝雨琦在由人民郵電出版社主辦的“2016移動轉售業務全球發展峰會暨虛擬運營商太湖論劍”上表示，截至2015年12月，移動通信轉售的用戶總數已經突破2030萬[1]。
應該說，民營資本主導的移動通信轉售業務試點以來，順利實現了起步，促進了市場競爭，推動了業務服務創新，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但與發牌初期大家普遍預期至2015年末轉售規模達到5000萬[2]以上的差距還是不小的。而從移動轉售發牌至今，盡管民營企業申請轉售牌照的積極性很高，但很多企業都是摸著石頭過河，真正運營的不多。有業內人士形容，這是鯰魚未能變成鯊魚[3]，更有甚者，有人形容虛擬運營商愁云慘淡[4]，70%的虛擬運營商將在5年內退出市場。
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更主要的是因為虛擬運營商是只被懸空的刺猬，一方面需要與電信運營商抱團取暖，但又怕刺傷自己而缺乏溝通的機制與能動性。另一方面，政策支撐也存在不足，缺乏自主創新的活力，即被懸空了。
2 發展滯后的原因分析
先從虛擬運營商本身的處境來分析[5]。巴士在線董事長兼CEO王獻蜀表示，雖然初步有了用戶量，但用戶質量沒有跟上，目前沒有一家虛擬運營商能依靠這些用戶盈利。蝸牛移動總裁陳艷則表示，礙于號碼資源的限制，用戶規模無法得到快速發展。前者表明了虛擬運營商想要發展，必須有差異化的用戶，而吸引差異化的用戶，則必須采取差異化的業務和經營模式。而對于后者，號碼資源只是資源支撐保障政策的冰山一角，實際上，資源保障涉及到很多層面，如價格批零倒掛[6]、互聯互通問題[5]，甚至是優勝劣汰的退出機制[7]等。對這些因素統一進行梳理，歸納為以下幾類原因：
（1）對市場及營銷模式認識不足
在移動轉售史上，有個不光彩的“烏龍事件”，即蝸牛移動基于友好用戶測試卻單方面被運營商叫停。它至少說明了我們的虛擬運營商對所處的通信市場認識不足。移動虛擬運營商的工作模式一般分為轉售模式、增值合作模式和自建模式[8]，而國內一般為增值合作模式。這也說明了國內的虛擬運營商已經意識到了光靠批發零售是無法立足市場的，因此更多地需要便捷及差異化地為用戶提供服務。這是一種移動互聯網式的目標，應該說是對的，但同時，通信業務的高度穩定性以及全程全網的服務又與互聯網企業提供的服務模式截然不同。因此，在市場認識上要有完全不同的思想準備。
此外，目前大多數的虛擬運營商都把精力放在業務設計上，恰恰忽略了業務推廣，導致大多數用戶對移動虛擬運營商知之甚少。我們知道，虛擬運營商至少具備批發與品牌兩大特點[9]，沒有品牌的批發只是簡單的轉售，受制于上游的電信運營商，當然無法激活通信行業的休克魚。
（2）缺乏創新機制
目前，虛擬運營商在傳統電信業務上大多數僅限于價格上的競爭，而通信行業是規模效應最為明顯的一個行業，電信運營商依靠現有上億規模的用戶，哪怕是低價格也能產生利潤。而虛擬運營商的可變成本基本被電信運營商鎖定，用戶規模即使很大，也不能像電信運營商一樣攤薄成本，因此低價競爭更多地損耗了自身的能力。
而在創新上，如阿里的“親”卡，蝸牛的“免”卡等，確實一定程度上與電信運營商形成了差異互補，但之后的情景進展又讓人大跌眼鏡：電信運營商意識到自己的短板后，開始“流量不清零”等舉措，直擊虛擬運營商的痛處，這是一種不信任，正如一對抱團取暖的刺猬，若即若離。更重要的是，“親”卡、“免”卡以外，虛擬運營商們并沒有因地、因時制宜地實施深創新，圍繞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來設計符合自己的商業模式，促進電信業的進步。
（3）政策不開放
拋除以上兩類弊病外，影響最大的還是國家在針對虛擬運營商的政策上設計得不夠靈活和優惠。最根本的，工信部和電信運營商都對虛擬運營商享有絕對的話語權，后者不僅需要嚴重依賴電信運營商，包括前面我們提到的號碼資源受限、批零倒掛、互聯互通受限等都是由這個因素產生的，而且虛擬運營商一旦介入，三年內不得退出，工信部必要時還可以回收用戶，虛擬運營商喪失了用戶控制權。要想馬兒跑，須得馬兒飽，而現實與理想總是存在難以協調的矛盾。缺乏政策上的支撐，虛擬運營商這只刺猬正如腳底被抽空了，是一只懸空的刺猬，很容易失去平衡。
3 解決建議
虛擬運營商有沒有發展空間？或者說，通過適度的改革能否喚發虛擬運營商的活力？首先分析一下新市場環境下的需求。目前我國移動通信用戶普及率已經很高，多數省份已經突破100%。由此，移動用戶的增速放緩，電信運營商也開始由通話業務轉向數據業務，開始流量經營的工作勢在必然。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迅速，以及智慧城市、智能家居和物聯網等新興行業的快速發展，用戶對新業務的需求越來越強烈[10]，同時，3D打印、HTML5和智能穿戴等新技術、新設備也為新業務的開發提供了可能，這就為市場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但消費者始終是挑剔的，虛擬運營商的優勢在于能夠實施集中性的資源和低成本策略，從而做到市場的細分以提高用戶的體驗，這也為虛擬運營商提供的生存之道。
針對以上的負面因素，相應地提出以下建議及意見：
（1）市場定位要清晰
做B（Business，商家）市場還是C（Customer，消費者）市場[11]，這是一個問題。連中國移動在個客市場占有率如此之高，也開始考慮重新整合成立家寬部，目標攻占家客市場。中國電信也很早就提了“一去二化新三者”的概念，其目的就是按照互聯網的經營理論去拓展市場。個人市場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市場，其產品特征是大眾化、標準化，但B市場則完全不同，崇尚個性化、高專業程度。特點的不同，導致經營方式也迥然不同，B市場更需要虛擬運營者進行深耕細作，培植用戶的粘性，實現彎道超車。
（2）顛覆式的創新
舉個例子，移動互聯網的典型特征是SoLoMo，即“Social”（社交的）、“Local”（本地的）和“Mobile”（移動的）。正是利用了這一點，西班牙虛擬運營商Giffgaff創建了一個能夠讓用戶親身參與的用戶社區，與用戶進行互動經營，包括營銷、開發和客戶服務，從而通過這種創新舉動與電信運營商來爭奪用戶。我們所說的創新，不能簡單地是理解為價格轉售，而應該是思維模式的創新。從用戶體驗的立場出發，緊密圍繞用戶與市場，從產品、資費、品牌和服務等多個維度實施端到端的差異化服務。國內虛擬運營商分享通信提出了“SIM+”的理念[12]，利用信息通信技術，讓移動互聯網與傳統行業深度融合，把SIM卡作為入口，構建“行業+平臺+終端+應用”的生態鏈。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只要持之以恒，便能實現持續盈利的良性局面。
（3）開放政策
開放政策不是針對虛擬運營商的，而是對監管部門的一種呼聲。讓刺猬落地，讓鯰魚變成鯊魚，都需要提供相應的平臺資源。對于上文提到的典型政策問題，如批零倒掛、解決互聯互通、緩解號碼資源等，監管部門需要進一步協調電信運營商調整業務批發價格，但批零倒掛是個偽命題，關鍵還在于提供批零倒掛的標準，以及政策保障虛擬運營商與電信運營商及監管部門的溝通渠道。此渠道也有助于互聯互通和號碼資源問題的解決。
幸運的是，目前相關監管機構也越來越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并著手解決。早在2014年9月28日，中國互聯網協會虛擬運營服務工作委員會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審議并通過了《中國互聯網協會虛擬運營服務工作委員會工作規則》和工作計劃，并產生了相應的主分管領導。應該說，虛擬運營服務工作委員會的成立，不僅有助于打通虛擬運營商與電信運營商的溝通壁壘，更能推動虛擬運營與移動互聯網的融合，實現產品升級、服務創新和刺猬的落地。正如行業人士預測[13]，做好“批發總流量”和“批發折扣率”的監管，明確保護與扶持虛擬運營行業發展的態度，2016年或真正為虛擬運營發展的元年。
4 結束語
移動轉售是激活現有電信產業的一味良劑，但在目前，轉售的發展近乎停滯，需要另僻奚徑。一方面需要重新審視移動轉售的市場及營銷模式，另一方面需要由內而外地進行創新，監管部門方面呼吁應該有更加開放的政策，才有可能讓移動轉售脫胎重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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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輔導員職業幸福感現狀
（一）輔導員對職業幸福感的主觀感受
職業幸福感是人們通過自身的不斷努力實現或部分實現職業理想后，內心產生的一種自我滿足感和自我愉悅感。職業幸福感與職業理想的實現程度相關，是一種內心的主觀感受，具有很強的主觀色彩，職業從業者感受到的職業幸福感除與該職業的福利待遇、職業地位等外在條件相關，也與該職業從業者的家庭背景、文化教育、性格特征等內在條件相關[2]。輔導員作為輔導員職業幸福感的主觀感受者和直接評判者，調查輔導員對職業幸福感的主觀感受，有助于了解輔導員群體的職業幸福感現狀。在對142名輔導員進行問卷調查后發現，3.5%的輔導員感到非常幸福，29.6%的輔導員感到比較幸福，感到一般幸福、不太幸福、不幸福的輔導員分別占到38.7%、22.5%、5.6%，感到非常幸福或者比較幸福的輔導員只占到33.1%，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現狀不容樂觀。
（二）輔導員職業幸福感現狀的具體表現
輔導員職業幸福感現狀具有很強的主觀性，且受輔導員個人內在條件的影響，從輔導員主觀感受的角度了解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現狀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3]。從輔導員工作的疲勞程度、焦慮程度、情緒失控情況、身體健康狀況等相對客觀、具體的表現，間接調查了解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現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輔導員對職業幸福感主觀感受的偏差，從而能進一步佐證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現狀。在調查中發現，59.2%的輔導員經常或一直感到疲勞，50%的輔導員經常或一直感到焦慮，19%的輔導員經常或一直抱怨自己的工作，42.9%的輔導員有時或經常情緒失控，50%的輔導員有時或經常失眠，81%的輔導員有時、經常或一直擔心自己的身體健康，通過這些具體的數據，也可以印證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現狀令人擔憂，改善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現狀勢在必行。
二、影響高校輔導員職業幸福感現狀的主要因素
美國心理學家赫茲伯格提出了雙因素理論，認為影響員工工作積極性的因素可以分為保健因素和激勵因素，其中保健因素是與人們的不滿意情緒有關的因素，激勵因素是與人們的滿意情緒有關的因素。影響高校輔導員職業幸福感現狀的主要因素可以分為保健因素和激勵因素，其中保健因素包括福利待遇、職業地位、人際關系等，激勵因素包括工作的成就感、認可度、發展前景等，通過分析影響輔導員職業幸福感現狀的主要因素，有助于為改善輔導員職業幸福感現狀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一）影響輔導員職業幸福感的保健因素
1、福利待遇
將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和福利待遇作為兩個變量，進行相關分析后發現，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與福利待遇存在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525。輔導員的福利待遇越高，其生活壓力越小，社會地位也相對越高，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越強。輔導員的福利待遇包括每月工資、五險一金、年終績效、專項津貼、住房補貼等，提高輔導員的福利待遇，可以消除輔導員的不滿意情緒，增強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
2、職業地位
將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和職業地位作為兩個變量，進行相關分析后發現，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與職業地位存在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291。輔導員在社會上的職業地位越高，對職業的認同感越強，對職業的不滿意情緒越低，獲得的職業幸福感越強。輔導員的職業地位與輔導員的福利待遇、職業化和專業化程度、職業的社會認知度等相關，通過多種途徑提高輔導員的職業地位，增強輔導員對職業認同感和自豪感，提高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
3、人際關系
將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分別與輔導員和同事之間的人際關系、和學生之間的人際關系進行相關分析后發現，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與輔導員和同事之間的人際關系存在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359，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與輔導員和學生之間的人際關系存在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246。良好的人際關系有助于為輔導員開展工作營造寬松自由的氛圍，有助于輔導員相互協作共同開展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輔導員對職業的不滿意情緒，提高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
（二）影響輔導員職業幸福感的激勵因素
1、工作的成就感
將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和工作的成就感作為兩個變量，進行相關分析后發現，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與工作的成就感存在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395。工作的成就感是重要的激勵因素，能夠調動輔導員對職業的滿意情緒，提高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輔導員在工作上獲得的成就感越強，獲得的職業幸福感也越強。提高輔導員工作的成就感可以從增強輔導員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增強輔導員工作的自主性和挑戰性等方面著手。
2、工作的認可度
將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和工作的認可度作為兩個變量，進行相關分析后發現，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和工作的認可度存在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142。輔導員除了關注福利待遇等物質條件外，也比較注重工作的認可度，工作得到學生、同事、領導的認可，能激發輔導員工作的熱情，提高輔導員對職業的滿意度和幸福感。
3、工作的發展前景
將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和工作的發展前景作為兩個變量，進行相關分析后發現，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與工作的發展前景存在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694。工作的發展前景對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影響較大，良好的發展前景能夠保持輔導員隊伍的穩定性，調動輔導員工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使輔導員更加關注工作業績，對工作投入更多的精力，消除輔導員對未來職業發展的憂慮，提高對職業的幸福感[4]。
三、提升高校輔導員職業幸福感的對策
（一）提高福利待遇，健全保障機制
提高輔導員的福利待遇，制定科學合理的薪酬分配機制，激發輔導員的工作熱情[5]。輔導員具有教師和干部的雙重身份，在工作內容方面與專業教師和職能部門行政人員有一定的差別，采用與專業教師或職能部門行政人員相同的薪酬分配制度，不利于輔導員取得與自己付出想匹配的報酬，制定專門針對輔導員的薪酬分配制度勢在必行。針對教師崗輔導員，科研處、學工處聯合制定科研獎勵辦法，對科研能力突出的輔導員給予獎勵，并結合工作實際聯合科研課題，并給予科研經費支持;教務處、招畢處、思政課部等將教師崗輔導員的課時量納入到計算范疇，對于超額完成任務的課時量可享受與專業課教師相同的課酬。針對行政崗輔導員，實行職員制薪酬管理辦法，按照職級發放薪酬。輔導員的專項津貼、績效獎勵、優秀獎金等確保發放到位，確保輔導員多勞多得、優勞多得，在福利待遇方面與專業教師、職能部門行政人員相比不會處于劣勢，從而增強輔導員對職業的認同感，提高輔導員的生活質量和職業幸福感。
（二）注重組織建設，改善工作環境
輔導員由學工處和學院雙重管理，承擔的工作涉及學工處、團委、組織部、招畢處、保衛處等多個部門，多個部門的聯合管理容易造成輔導員缺乏歸屬感和認同感，必然會影響到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明確輔導員的組織隸屬關系，以學工處管理為主、院系管理為輔、其他部門對輔導員只有業務指導的權利。學工處為輔導員的成長成才提供全方位的服務，維護和保障輔導員的正當權益。成立輔導員協會，實行會員制，輔導員自愿加入，由輔導員民主選出的代表負責管理，為輔導員交流搭建平臺，舉辦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加深輔導員之間的友誼。改善輔導員的工作環境，設立專門的輔導員辦公室、輔導員工作室，辦公設備配備齊全，為輔導員開展工作提供物質保障。營造寬松自由的工作氛圍，緩解輔導員的工作壓力，激發輔導員工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通過加強組織建設和改善工作環境，增強輔導員的歸屬感，提高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
（三）做好頂層設計，疏通發展通道
遵循輔導員的成長規律，結合學校的發展需要和輔導員的個人意愿，制定輔導員職業發展相關政策，并以學校文件的形式下發各院，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在制定輔導員職業發展的相關政策時，要通過調研訪談等形式充分聽取輔導員的建議，選派輔導員代表全程參與政策的制定、修改等[6]。學校制定的輔導員職業發展政策應該適應輔導員職業化、專業化發展趨勢，應該為輔導員職業發展提供多種可能性，應該服務于學校總體發展大局，應該維護好輔導員的切身利益，為輔導員職業發展疏通障礙，明確輔導員職業發展可預見的目標，激發輔導員的工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提高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
（四）加強生涯教育，增強職業認同
加強輔導員職業生涯教育，根據輔導員職業發展不同階段的特點，幫助輔導員制定職業發展規劃。實施輔導員以老帶新制度，幫助新輔導員盡快適應工作環境、熟悉工作業務，定期開展談心交流活動，解答新輔導員心中的困惑，增強新輔導員對職業的認同感。分別樹立教學崗輔導員和行政崗輔導員先進典型，邀請先進輔導員分享個人的職業發展經歷，營造學習先進、趕超先進的氛圍，促使廣大輔導員進一步明確發展方向，增強實現發展目標的信心。定期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輔導員的業務水平，為輔導員的職業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加強對輔導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輔導員思想覺悟和政治素養，幫助輔導員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促使輔導員深刻認識到工作的價值和意義。通過加強生涯教育并定期開展培訓，使輔導員盡快明確發展方向，把握發展的機遇;通過以老帶新、開展談心交流等，增強輔導員對職業的認同感、對集體的歸屬感。輔導員擁有了明確的發展方向和具有實現發展目標的能力，對職業具有認同感、對集體具有歸屬感，必然具有職業幸福感。
（五）明確職責權限，強化責任意識
明確輔導員的職責與權限，增強輔導員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尊重輔導員工作的自，為輔導員開展工作提供足夠的自由空間，使輔導員由工作的執行者轉變為工作的組織者和決策者。學院和各行政部門在制定年度工作計劃、修訂人才培養方案等，充分征求輔導員的意見，給予輔導員足夠的話語權[7]。輔導員在不違反相關規章制度的情況下，可以結合個人的思考、性格特點、行為方式等開展工作，學院和各行政部門盡量不要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干預輔導員的工作，布置的工作任務不要過于細化，給輔導員自由地開展工作留有一定的空間。通過明確輔導員的職責權限，強化輔導員的責任意識，尊重輔導員工作的自，激發輔導員工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從而提高輔導員工作的成就感和職業幸福感。
四、小結
通過對150名輔導員問卷調查結果的統計分析可知，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現狀不容樂觀，而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會影響到輔導員工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基于雙因素理論，通過相關性分析，為改善輔導員職業幸福感提出如下建議：通過改善福利待遇、職業地位、人際關系等保健因素，消除輔導員對職業的不滿意情緒;通過改善工作的成就感、工作的認可度、工作的發展前景等激勵因素，激發輔導員對職業的滿意情緒。只有輔導員消除了對職業的不滿意情緒和激發了對職業的滿意情緒，輔導員才能獲得職業幸福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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