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20 12:05:11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急診醫學論文，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急診醫學（emergencymedicine）是應社會需要和醫學發展而產生的一門新興的、跨專業的、跨學科的邊緣學科，是研究和處理各種急性疾病、各種疾病的急危重階段的臨床醫學，它涵蓋了各臨床科室的急癥、危重病、危重癥監護、院外各種突發事件的緊急醫療救護、災害和災難醫學、創傷及中毒醫學、急診醫學管理等。急診醫學具有全科醫學的性質，涵蓋臨床各科的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實踐技能要求較高，專長于急、危、重癥以及應急能力方面［2］。一個合格的急診醫生不但要有廣博的醫學知識和扎實的急救技能，還必須具備一定的社會關系學、心理學和法律知識。因此，急診醫學教育必須適應急診醫學的發展，突出急、危、全的特點，著重培養急救理念，同時兼顧人文、社會心理學和法律知識的培訓。急診醫學科不但要承擔繁重的臨床救治工作，還肩負著教學與科研的重要任務。教學的對象主要包括輪轉的臨床各專科醫師、急診住院醫師、進修醫師以及各級實習醫師。由于他們知識水平不一，臨床經驗及社會背景不同，以致在基礎理論和臨床技能方面均表現出參差不齊。剛進臨床的醫師求之欲望強，動手積極性高，但缺乏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足夠訓練；而部分具有一定臨床經驗的醫師，則因知識更新滯后，陋習纏身，臨床工作往往力不從心。因此，要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培養均齊化的急診臨床醫師，就必須設立專職的帶教老師因材施教，根據個體情況制定個性化培養方案。既往的教學常注重臨床技能與操作方面的教育，而忽略了人文關懷方面的引導。由于急診患者大多罹患病癥而表現出痛苦、焦慮、不安、恐懼甚至精神異常，家屬也有不同程度的焦躁甚至言行失控；此外，急診醫學科還常面對患者的“生、傷、死”，患者、家屬甚至部分醫護人員面對“生死抉擇”、“生離死別”時，往往情緒失控、茫然無助，在這樣特殊教學氛圍中，醫學人文教育就顯得很有必要。而作為醫學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常被忽略的生死觀教育顯得更加突出而重要。
2生死觀教育在急診醫學中的重要性
2．1生死觀教育可以提高醫護人員的醫學人文精神
醫學人文關懷是指在醫護過程中除了為患者提供必需的診療技術服務之外，還要為患者提供精神的、文化的、情感服務，以滿足患者的健康需求［3］。患者就診時，往往承受著病痛的折磨，對傷痛往往顧慮重重，在診療過程中，醫學人文關懷的重要性不亞于醫療技術的服務。但在實際工作中，部分醫務人員不重視與病患的溝通交流，甚至過分考慮經濟效益，醫學人文關懷往往被忽略。尤其是在當今醫療領域市場化導向非常嚴重的情況下，患者往往被醫院和醫務人員當做“肉體物質”或“機器”，出現“重病輕人、重利輕義、重親輕疏”的現象。在診治過程中，往往不注重溝通交流，甚至出現未看病人，僅憑檢查結果來判斷、治療的現象。醫生和患者之間只有經濟利益關系和權責明確的醫療關系，醫學人文關懷幾乎缺失。在這種關系下，醫院和醫生缺乏對患者醫療權利和生命、人格的尊重，“以患者為中心”就成為一句空話。因此，要切實培養醫護人員的醫學人文關懷精神，應當對醫護人員進行補課教育，尤其是通過生死觀教育，使他們將“生命價值論”、“生命神圣論”等觀念根植于心底；教育和引導醫護人員對生命的重視和理解，充分認識到患者首先是人，是有生命尊嚴和價值的人，而不僅僅看到疾病本身，從而真正踐行“以患者為中心”的工作作風。另一方面，醫護工作者尤其是急診醫學科的醫護工作者，要面對患者的“生、傷、死”，其中“死亡”是常有的事，如此頻繁和近距離的接近“死亡”是任何職業的工作者都無法相比的。可以說，醫務工作者既是人生開始的第一個見證者，也是人生結束的最后一個送別者；他們在治療和護理臨終患者中，一方面要自身樹立科學、健康的死亡觀，克服對死亡的恐懼；另一方面也要有意識的克服不利于臨終患者的不恰當態度和行為，同時還要給予臨終患者提供生理、心理、社會等全方位照護，并對家屬進行悲傷輔導。對醫護人員進行生死觀教育的目的，就是讓他們對死亡的本質有正確的認識，樹立健康、科學的生命觀和死亡觀，同時掌握調適處理死亡事件的知識和技能，成為臨終患者的照護者、指導者和教育者，擔當起人類生命的指引者、守護者。此外，對醫護人員進行生死觀教育，也有助于他們自我調適，尤其是在臨床實踐中接觸大量死亡病例后能自我緩解因此而造成的心理沖擊和挫敗感，減輕自身的心理壓力。
2．2生死觀教育可以讓患者正確認識生命的自然規律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規律，人從一出生就開始走向死亡。但是，受傳統觀念影響，病人或家屬常忌諱談論死亡，面對即將到來或突然而至的“死亡”往往出現回避、忽視、冷漠或恐慌的態度［4］。隨著醫學技術的發展，在當代社會，死亡的觀念甚至被人們從頭腦中驅逐出“境”：只有臨終病人而沒有臨終者；只有逝去的病人，而沒有老死者；無疾而終、自然而死已經被社會認為是不正常的、不存在的。這意味著，醫學科技的發展已讓人類產生了“生死的狂妄”（把正常死亡驅逐出人類視野了）。這種“狂妄”一方面造成了人們意識不到生命的脆弱，不思考死亡也不知道死亡，從而在人生當中迷失了方向，無法形成正確的生活態度和為人處事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這種“狂妄”也導致了人們對死亡的無知，而一旦真正面對死亡時，往往會表現出痛苦萬分、驚慌失措，直至心有不甘、無法瞑目，更不用談“超越生死”獲得“不朽”與“永生”了。由于沒有正確的生死觀，臨終者往往無法釋懷，總糾結于諸如“當今醫學科技如此發達，為什么自己的病就治不好呢”這種問題，甚至認為自己在這樣一種狀態下死亡是不應該的，死亡的傷悲也就更大了；而臨終者家屬也往往覺得是自己沒有照護好死者，沒有及時發現親人的病痛，沒有讓親人接受最好的醫院、最好的醫師治療，于是不管患者得到多好的治療，只要沒達到患者及家屬的預期，患者不得不走向死途時，那絕對是心有不甘的，內心之愧疚和痛苦就更深；當患者死亡后，家屬也往往把怒火集中投向醫生、醫院，根本無法接受“不治身亡”這一事實，醫患關系也就空前地緊張起來。因此，一定要讓世人（包括醫生自己）明白醫生可以治“病”，但不能治“命”。“生、老、病、死”乃自然之規律，任何人都改變不了，所謂“永生、不死”是任何醫學科學都辦不到的。通過對患者進行生死觀教育，可使患者勇敢地正視死亡，加深對死亡的認識，使其意識到時間的有限，并逐漸接受死亡的現實，進而更加珍惜剩余的時光，采取積極的人生態度，使自己的余生過得更為健康和有意義，讓家人、朋友及社會放心、安心。同時通過生死觀教育，讓患者樹立健康、科學的生死觀，了解醫學的局限性，也有利于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
2．3生死觀教育可以讓患者家屬以及社會正確對待生命，從而構建和諧醫患關系
人是社會之子，但首先是自然之子。人生最寶貴的財富是生命，生命的存在是智慧、力量和其他一切美好情感的基礎，什么名利、地位、權勢、金錢等，一旦生命逝去，將毫無意義。因此，要提高生命質量，維護生命的價值和尊嚴，體現生命的神圣。正如蘇格拉底所說：“不是生命，而是善的生命，才有價值。”對于個體而言，生命顯得如此弱小而單薄，極其容易受到傷害。因此，我們應該珍惜生命、珍愛生命、憐憫生命。但不可否認，生命終有一天會結束，只是人們在接受死亡這個問題上，是泰然處之，還是焦慮恐懼。人們接受這個問題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對死亡的態度：是自然之死還是因疾而終。如果我們能夠把“走向死亡”看作是自然的一個過程時，對死亡的接受也就能默然處之，焦慮與恐懼也就大大減輕，因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之必然。但若無法正視死亡，視所有臨終皆因病所致，是因自己疏忽造成，是因醫學科技不發達所致，那就難以接受死亡，強烈的恐懼與痛苦就會如影隨形。因為無法接受死亡，也就視之為非自然，當然也就非必然，對此不必然的結局（尤其是死亡）不甘心、不安心，于是矛頭都指向“沒有盡心盡責”的醫院和醫生———這即是目前醫患關系緊張的深層根源。所以，解決緊張的醫患關系僅靠技術醫學是不行的，必須要從人文、宗教與哲學等角度來解決，要教育和引導患者及家屬樹立正確的生死觀。而醫師除了要有精湛的醫療技術之外，還應具備一流的人文醫學素養；醫院也不應僅是治病救人的地方，還應是生死觀教育的基地。只有這樣，才能讓患者知道生命之可逝，讓家屬或社會明白死乃生命之自然。只有通過樹立正確的生死觀，世人才會理解死者應優逝、醫療有局限，和諧的醫患關系才會真正建立。
2．4生死觀教育是新醫學模式的內在需求醫學是一門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交叉融合的綜合性學科。醫學的目的是預防疾病、控制疾病，保障人民群眾的健康。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確立，使醫學集科學性、藝術性、道德性于一體的本來面目充分顯現［1］。傳統的醫學模式在診治過程中僅把病人當做一個生物體，而新醫學模式的建立不但要考慮病人的生物因素，還要重視病人的心理、社會因素，全面分析把握，做到身、心兼治，內、外兼顧，這就要求在醫學人才的培養中，必須教會醫務人員既要懂得分析患者的病理生理，也要懂得分析患者的心理、生活工作的因素。而生死觀教育是此項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有了正確的生死觀，醫護人員更容易對患者產生共情，更加注重與患者溝通、交流、深入了解，真正的病因也就更容易找到。醫護人員在具體的醫療實踐中要時刻遵循“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的醫療原則，既要運用自己精湛的醫療技術去解除患者的病痛，也要充分發揮人文關懷的精神去安慰、幫助患者，以盡量緩解、減輕患者的心理壓力。新醫學模式的轉變，要求醫務人員必須接受生死觀教育，也只有這樣醫務人員才會更尊重患者的生命，關注患者的心理，盡一切可能促進患者康復。由于醫務人員職業特性，每天都要面對病患的病痛甚至死亡，如果沒有良好的心理素質，沒有人文關懷的理念，沒有正確的死亡觀（尤其是優逝的意識），就會對臨終病人漠然置之而沒有共鳴（同情）溝通，或對臨危前的處置機械傲慢而缺乏人文關懷，使病人在無望、恐懼和痛苦中死去，無法真正做到尊重生命、尊重死亡。因此，對醫務工作者開展生死觀教育及醫學人文培養是新醫學模式的內在需求，必將深遠影響其醫護職業生涯。
3生死觀教育的教學方式
綜上所述，生死觀教育在醫療活動過程中有著深刻的意義，那么如何開展生死觀教育呢。首先我們要結合醫療工作明確教育的對象，要對醫護人員加強生死觀教育。由于醫護人員常面對“生、傷、死”，特別是經常近距離接觸死亡，對死亡具有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正確的死亡觀，是開展醫療救護和臨終關懷的基礎；其次還要在全社會開展生死觀教育。生死觀教育，尤其是臨終關懷是一個全社會的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僅局限于對醫護人員進行生死觀教育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在全社會大力開展生死觀尤其是臨終關懷的知識普及、宣傳教育，使生死觀教育尤其是臨終關懷的觀念深入人心，讓全社會了解、支持臨終關懷事業［5］。結合急診醫學科的特點，生死觀教育可以采取如下形式：
（1）堅持理論教育和臨床實踐相結合的周期性教育。在理論學習階段，可以讓醫護人員學習、了解各種與死亡相關的文化與知識，包括死亡恐懼、類型、心理、禁忌等。而在臨床實踐階段則側重于教授臨終關懷服務等方面的知識與技巧，如病情告知技巧、與臨終病人溝通技巧、喪親心理調適、悲傷輔導、自殺干預、器官（遺體）捐獻及與死亡相關的習俗、儀式等。
（2）堅持多學科融合教育。生死觀的課題不僅涉及醫學，同時涉及哲學、宗教、社會學、心理學、文學、藝術、法學、倫理學等，這就要求在開展生死觀教育時，要廣博開放、多學科融合貫通。
（3）堅持生死觀教育的知行相長，在具體的情境中進行教育。如死亡人數較多的重大災難發生、死亡標準界定、安樂死討論、癌癥終末期治療的選擇、臨終關懷、瀕死（或死亡）病例都是進行死亡教育的良好時機，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循證醫學臨床實踐中的基本步驟
急診臨床診療實踐過程可分五步：一是，患者急診就醫時根據自身經驗和患者臨床癥狀、體征極其發病機制發現問題，并如何處理需要解決的問題。即確定臨床實踐中的問題。二是，通過醫學檢索學知識搜索臨床發現的相關問題文獻，通過文獻以此獲得解決急診臨床實踐中問題得科學依據。三是，對文獻進行評價。
二、循證醫學在急診醫學實踐中對急診醫療人才的培養
注重在職急診醫師醫療各學科的能力全面培養，并能掌握一項高、尖、專的專項技術并靈活掌握循證醫學思維在臨床中結合經驗；加強對本科、碩士循證醫學思維和急診醫療技術的學習，做好臨床實踐中的帶教工作；開展專業技能大賽，加強技能熟練度，定期講座接受急診及循證醫學的最新前沿動態和技術推廣，組織討論會，對循證醫學思維在急診臨床實踐中遇到的難題進行討論，集思廣益解決問題，相互傳授經驗等；社區醫生應掌握醫學文獻檢索知識，為基層急診工作提供科學依據保障。
三、循證醫學思維在急診醫學診療實踐中的局限性
循證醫學是一種較以往依賴臨床經驗醫學更適合于臨床醫療實踐的科學決策方法，其要點是將已經發表的文獻作為基礎指導獲得科學的證據應用到具體的急診臨床診療問題之中。然而，由于一些不典型的臨床表現和錯綜復雜的內在聯系，應用循證醫學思維診療就突顯了其局限性。急診醫學應努力改善用作討論醫療基礎證據的質量，在獲取最佳臨床證據的同時靈活處理其他相關影響因素。因為急診科的診療工作的自身特點為病情急、家屬情緒急、這樣就要求了急診的診療速度要快，而循證醫學是以文獻為基礎獲得科學依據的診療思維，這就要求了在急診臨床實踐工作以外需要大量閱讀文獻并結合科學依據做好總結匯總工作。當然，在急診醫療實踐中循證醫學的應用還有待逐步完善。
四、結語
我國經濟迅猛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對醫療衛生服務質量的需求加強，發展各學科臨床實踐與循證醫學診療理念相結合的道路以十分明朗。但是我國現階段循證醫學在急診工作中的開展還處于摸索與發展階段，還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和完善，無論從專業技術人才的培養，相關文獻的可行性以及基礎設施、地區差異等問題并存，各類疾病發展、演變錯綜復雜對我們急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到精益求精。
作者：吳闖韓光石單位：延邊大學附屬醫院急診科
一、《霓裳》侵犯著名作家賈平凹姓名權一案
（一）案情事實與判決結論
1994年2、3月間，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市面上突然出現了大量署名“賈平凹著”的小說《霓裳》，翻開其版權頁，赫然寫明為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北京南華印刷廠印刷（實際為北京1201廠印刷）等字樣，這一切都表明其為正規出版物。而賈平凹自己并不知道這本署著他的名字而他卻完全不知道的書，在隨后一段時間里，賈平凹先生不斷接到來自朋友們的問詢電話和讀者的詰問：他們不明白，一向文風獨樹、精益求精的賈平凹何以突然間推出這么一本風格不統一、有粗制溢造之嫌的書？那段時間賈平凹先生除精神備受折磨外，聲譽也受到了嚴重影響，首次遭遇了出書方面的困難。1994年12月7日，賈平凹委托律師將一紙訴狀遞到西安市蓮湖區人民法院，以侵犯姓名為由將北京1201廠作為第一被告，北京南華印刷廠作為第二被告，中國戲劇出版社作為第三人推上被告席，要求被告賠償經濟損失48萬元，公開登報道歉，消除影響。1998年1月15日，經過兩審終審和發回重審，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終于對此案作出終審判決：在判決生效后一月內，書商曹華益賠償賈平凹損失費9萬元，書商蔣和欣賠償賈平凹7萬元，中國戲劇出版社賠償賈平凹3萬元，北京1201廠和新華彩印廠各賠償賈平凹2萬元，北京南華印刷廠賠償賈平凹損失費1萬元，同時要求被告公開登報道歉，消除影響。此判決開創了中國姓名權賠償數額之最，成為名作家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的典范。
（二）法理評析
雖然這個案子最終為賈平凹先生挽回了聲譽和損失，但回想歷經三年的訴訟，過程曲折艱辛。律師開始想讓賈平凹先生以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身份，申請參加戲劇出版社與南華印刷廠和1201廠之間的著作權訴訟，但被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拒絕。后以侵犯姓名權為由在西安市蓮湖區法院提起訴訟，在訴訟期間多次往返北京西安取證，遭遇諸多困難，甚至連北京市版權局和北京市版權保護協會這樣的著作權管理機關也多不配合，除了當時人們的著作權意識淡薄外，著作權法也對假冒他人署名發表作品即侵犯署名權行為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署名或者不署名以及如何署名本來是作者的權利，如同其他權利一樣，這種權利也不得濫用，當時的著作權法（1990年）第46條只是將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行為視為侵權，而實踐中的假冒他人署名的行為卻并不局限于美術作品，當某人自己創作完成一件文字作品后為了容易發表而采用別人的署名（往往是知名作家的署名），結果很容易發表、出售，法律應該如何認定？如果只是認為侵犯了被署名人的姓名權，雖然從一定程度上也能保護被侵權人的權益，但作為知名作家的許多著作權權益卻不能通過著作權法來加以保護，因此在實踐中許多知名作家的署名權遭到侵害只能通過姓名權提起訴訟。經過現實中遭遇此種侵權的當事人以及律師和學者的多方呼吁，2001年修改著作權法時已經明確規定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均屬于侵權行為，而不論所假冒的作品是否屬于美術作品。這是立法的進步，也是眾人努力的結果，這次的修改更好的保護了著作權人的權益，也明確了作品的權利歸屬、維護了作品創作的特定風格。
（三）建議
近10年以來，越來越多的侵權人通過變更姓名的方式規避法律，將自己創作的偽劣作品冒用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發表或出版，謀取不合法經濟利益，這已成為著作權領域中的一種新的侵權行為，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給知名作家造成了巨大損害，但是在現有的著作權法律框架下，或者在一般的民事侵權法律制度范圍內，都很難找到解決這種行為的直接法律條款和有效制度方案。因此，完善現行著作權侵權的法律救濟制度，把這種變更姓名冒名侵權的新型的著作權侵權形式納入到著作權侵權的法律救濟制度框架內，是十分必要的。立法上可以采取完善署名的登記，即對署名權的內容作進一步的規定。在著作權法實施細則中可以進一步規定作品作者的署名應當具有真實性，對作品作者介紹的內容必須真實、明確、具體，并應在作品顯著的位置標明，易為讀者或社會公眾所識別，不得含有蒙騙、虛假、誤導的文字或說明。如果和已知的其他作者特別是知名作家姓名或其經常使用的署名相同，在新近創作、發表作品上署名的作者或著作權人則必須對作品上署名的作者的性別、籍貫、出生地、居住地、文化程度、經歷、職業、工作單位、業績等事項作必要的說明，特殊情況下還有必要配上作者近期照片，以示區別。這樣增加了這種冒名侵權的難度，也為版權機關和司法機關處理此類糾紛提供了明確的依據。
二、大型城雕《黃河母親》被非法復制一案
（一）案情事實與判決結論
由著名雕塑家何鄂創作的大型城雕《黃河母親》，1986年落成于甘肅蘭州市，受到國內外人士的推崇和喜愛。2002年9月，陜西省渭南市合陽縣洽川鎮黃河風景區也出現了一位“黃河母親”，創建人卻為盧忠敏，落款為“洽川風景名勝區旅游航運中心”。雕像正面“母親”的腳下方設有捐款箱和香爐、磕頭墊等物，在通往雕像的路途中，設有一售票點，所售門票票價為10元，上印“黃河母親”雕像，并蓋有“合陽洽川風景區旅游航運中心”印章。何鄂女士認為，任何人未經自己許可不能非法復制、展覽《黃河母親》并從中獲利，更不得以歪曲方式破壞作品的藝術整體性。因此委托本律師向渭南中院提起訴訟要求，要求兩被告立即停止展出并銷毀偽作；在國家級和陜西、甘肅兩省媒體上向原告賠禮道歉、消除影響；賠償原告損失105萬元，兩被告承擔連帶責任。
2003年經渭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并作出判決：判決二被告建造于合陽縣洽川風景區的《黃河母親》塑像構成對原告作品的侵權，應立即停止展出和銷毀，并在甘肅、陜西兩省的省級報刊上公開向原告賠禮道歉，消除因其侵權行為而給原告造成的影響，賠償原告相應的精神損失1萬元，賠償原告經濟損失10萬元，賠償原告因調查取證所支出的住宿、交通費用近2萬元。
（二）法理評析
這次訴訟正如雕塑家何鄂所說：“官司雖然贏了，但由于那個老板稱自己沒有經濟能力，法院判決的賠償金至今我分文未得，盡管如此，我依然很欣慰，因為那個仿制品被就地拆除了。” 而時隔8年，同樣的問題再次讓沉浸在雕塑事業中的何鄂陷入困惑。2009年底，何鄂無意間發現，在山西大寧與山東濱州兩地政府的主導下，蘭州《黃河母親》雕塑又被以“公益”的名義侵權仿制了。經過又一次漫長的調查取證協商調解和訴訟的過程，最終取得了并不能另雕塑家完全滿意的結果，山東濱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了拆除侵權部分的判決，這實際上是一個法院無法執行的判決，一個完整的雕塑作品，究竟如何認定哪部分侵權，哪部分又不算侵權呢？這個判決貌似合理，但無從執行。而山西省大寧縣的另一起“《黃河母親》侵權案”已于去年10月14日達成和解協議，起初和解協議履約良好，但近期協議履約卻出現反復，當地政府還企圖保留侵權的塑像，至今仍未拆除。
公民依法享有的著作權受法律保護，我國著作權法允許不同的作者創作出相同或實質上相似的作品，并各自分別享有著作權。但前提是這種相同或相似是基于作者的獨立創作思想和獨立創作活動的存在，而不是對他人作品的未加許可的模仿或抄襲。不論行為人是否采用了他人的構思方法，只要其模仿、抄襲、復制他人作品所獨具的藝術造型，就構成侵犯著作權的行為。何鄂所創作的大型花崗巖城雕作品《黃河母親》，屬于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美術作品，是原告創造性的智力成果的藝術表現，既具有獨創性，又蘊含著一定的藝術美感，其合法權益應予依法保護。而侵權者建造的塑像無論整體形象、人物造型及排列等多方面都與原告的作品相類似，所雕塑出的塑像粗糙低劣、人物表情呆板、歪曲、丑化了原作的人物形象。而這種無法執行的判決結果不但達不到捍衛城雕《黃河母親》作為公共藝術品神圣性的目的，也起不到讓雕塑建設走向更加健康規范發展的效果。
（三）建議
城雕著作權糾紛逐漸增多，而各地法院判決卻大相徑庭。究其原因除了各地政府的干預力度和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外，更重要的是我國著作權法對于雕塑作品的保護太過籠統，許多容易引發爭議的地方認定十分模糊，例如在城雕的著作權歸屬上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城雕的所有權和使用權是否應當區分，又如何區分，城雕的合理使用范圍是什么，對于城雕的創意是否應當給予保護等等方面不僅沒有具體可操作的法律規定，而且有些方面還是一片空白。因此在城市雕塑的保護方面也急需修改《著作權法》以及相關實施細則。針對大型城雕《黃河母親》被非法復制這一類的案件，如能從立法上明確規定合理使用的標準，對合理使用的方式、范圍、目的等作出周詳的規定，縮小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就可以避免法官迫于種種壓力曲解法律，導致判決不公情形的發生。而理論上常常談到的“跨維度”的侵權，也就是從平面到立體的復制和從立體到平面的復制行為，我國著作權法對這種復制行為是否構成侵權也沒有明確地規定，在一些先前發生的這類案件中法院的判決也出現了因人而異的情形，因此在此次著作權法的修訂過程中也應該予以明確規定。 三、結 語
通過以上兩個典型案例，我們可以看出目前中國在著作權保護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著作權制度仍不夠完善、社會公眾著作權保護意識仍比較薄弱，侵犯知識產權行為時有發生，面對尚存的問題，司法界、理論界以及法律實踐的工作者們從來不回避，而是長期不懈地去努力解決，可喜的是我國在2008年6月5日正式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并且將目標確定為在2020年把中國建設成知識產權運用水平較高的創新型國家。可以說，這是我國政府從國家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標志著我國知識產權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也為更高水平的著作權保護鋪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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