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經濟發展水平測度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篇高質量經濟發展水平測度，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摘要：文章以新階段新發展理念為指引，立足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維度，選取34個指標構建省際可比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運用CRITIC-TOPSIS法對中國31個省份2008—2019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算與分析。研究發現：中國整體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顯著提升，但分維度、分地區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地區間創新、開放維度差異較大，協調和綠色維度相對均衡，共享維度高低錯落。各區域內泰爾指數變化顯示：東部地區各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差距大，且呈擴大趨勢；中部地區與東北地區各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較小，且相對穩定；西部地區各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內部差距逐漸縮小，發展失衡得到有效控制。根據指數平滑法得到的2025年預測值，各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均得到提升，區域差距還可能進一步擴大。

關鍵詞：新發展理念；高質量發展；時空分異；CRITIC-TOPSIS；泰爾指數

引言：高質量發展是順應經濟發展新形勢的迫切要求，是新階段助力中國經濟突破現階段發展困境、支撐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戰略。如何根據中國特色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與階段特征，建立科學的評價體系，測度各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際水平，厘清各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優勢與短板，探究區域間與區域內的客觀差距及其變化趨勢，是深入實施經濟高質量發展戰略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目前研究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學者們大致可分為“三維派”“四維派”“五維派”和“多維派”。“三維派”中，師博和張冰瑤（2019）[1]從經濟、社會和生態的三個維度建立測度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四維派”中，方若楠等（2021）[2]從經濟運行、創新驅動、社會和諧與共享、資源環境可持續四個維度構建評價體系，馮梅和李文華（2019）[3]從經濟的質量、效率、動力、資源四個維度構建評價體系,任保顯（2020）[4]圍繞經濟運行的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四個環節及其外部性構建指標體系。“五維派”學者較多，馬茹等（2019）[5]從經濟運行的供給、需求、效率、運行和開放維度，張俠和高文武（2020）[6]從經濟動力、效率創新、綠色發展、美好生活、和諧社會維度，陳景華等（2020）[7]從創新性、協調性、開放性、可持續性及共享性維度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多維派”主要有唐曉彬等（2020）[8]從經濟穩定、創新驅動、協調發展水平、生態環境水平、對外開放水平、社會發展水平的6個維度，王偉（2020）[9]則選取以經濟發展基本面和新發展理念五個方面構建為6個維度，魏敏和李書昊（2018）[10]構建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體系甚至包括了10個維度。關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測度方法,師博和任保平（2018）[11]采用均等權重賦值法進行測度，呂承超和崔悅（2020）[12]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CA）確定各指標權重，魯邦克等（2020）[13]進一步運用一種新的綜合評價模型——組合加權主成分法,對我國各省份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度。熵權法也被廣泛使用，如張俠和許啟發（2021）[14]運用熵權法進行客觀賦權并測度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歐進鋒等（2020）[15]運用熵權TOPSIS法測度了廣東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另外，也有學者積極探索組合賦權方法，如張震和劉雪夢（2019）[16]在研究中綜合采用主觀賦權法AHP與客觀賦權法EVM確定指標權重。還有一些學者用超效率模型測算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如唐娟等（2020）[17]通過構建超效率DEA-SBM模型；洪宇和馬成文（2020）[18]將SBM超效率模型測度結果與灰色系統理論模型綜合使用，構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借鑒已有研究成果[19,20]，本文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維度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考慮到數據的波動情況和指標之間的重疊性，選用CRITIC-TOPSIS方法對中國31個省份（不含港澳臺，下同）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及各維度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并測算出全國及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泰爾指數，分析全國及各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內部差異和區域差異的變化趨勢，以期為各地區“十四五”時期經濟高質量發展決策提供支撐

1研究設計

1.1測評體系

構建省域可比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一是要符合中國國情，且盡量考慮到省域差距，要摒棄以經濟總量為主的評價方式；二是所構建的指標體系必須具有較高的省域數據可得性與可比性。本文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維度，借鑒相關文獻研究成果，選取34個測度指標建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綜合評價體系，具體指標的選取如表1所示。

1.2測評方法

考慮到數據的波動情況和數據之間可能存在的重疊性情況，本文采用CRITIC-TOPSIS方法進行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測算，具體步驟如下：（1）數據量綱與同趨勢化處理不同測量指標采用的計量單位有所不同，數據間絕對值差別較大，采用歸一法來解決數據間的綱量化問題，保持數據的客觀性與可比性。對失業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廢水排放總量、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電力消費量和能源消費總量指標等負向指標取倒數，將其轉化為正向指標（2）CRITIC權重確定具體指標及各指標的CRITIC權重數值測算結果如表1所示。（3）TOPSIS確定總得分確定各指標的權重后，用TOPSIS方法計算各地區與正理想解和負理想解的距離μi+和μi-，確定其相對貼進度ci，作為各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得分，并計算出各維度的得分。具體計算公式如下：Qi=Ci=μi-μi++μi-i=12334其中，ci的取值范圍為[0，1]。以相對貼進度衡量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Qi，ci的數值越大，代表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越高。測算結果見表2。

1.3數據說明

本文選取的中國31個省份2008—2019年的34個指標的面板數據來自EPS數據庫、各類國家統計年鑒、各省份統計年鑒及統計公報。部分缺失數據采用移動平均法進行填補。

2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與分析

2.1全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情況

中國31個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均值由2008年的0.3457持續增長到2019年的0.4174，總體發展水平顯著提升（見表2）。圖1反映2008—2019年31個省份五大發展理念下經濟高質量發展各維度平均得分。可以看出：綠色指標的折線位于最上方，說明綠色發展總體水平最高；各維度間的垂直差距較大，說明經濟高質量發展五個維度的發展水平存在顯著失衡現象；創新和開放兩個維度得分較低，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貢獻力度較小，需進一步增強創新驅動力和對外開放力度；各維度差距逐漸縮小，說明經濟高質量各維度發展更加均衡。從發展趨勢來看，綠色維度均值保持相對平穩，說明綠色發展得到全面貫徹；共享維度均值上升最快，說明經濟發展成果共享成績顯著，這與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政策關聯密切；協調、創新、開放維度的均值增長較緩，這一方面反映出政策引導和市場需求方向，同時也說明受制于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拉力、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改變的長期過程，無法實現快速的增長。

2.2經濟高質量發展省域比較

2.2.1各省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比較

從表2結果來看，31個省份2019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省際差異較大，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得分較高的區域主要集中在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其中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北京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名列前茅，領跑全國，但海南、福建有待提高，北京、天津的增幅較小。中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加速追趕，整體增幅較大，經濟發展質量提升較大，但山西增幅較小，經濟發展質量未得到太大改善，這可能是因為其長期依靠煤炭資源拉動經濟，短時間難以實現經濟發展向質量轉變。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得分較低的地區主要聚集在西藏、廣西、甘肅、寧夏等西部地區，這主要是由歷史的區域稟賦和經濟發展基礎所決定的。重慶、貴州、云南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增幅較大（均大于20%），經濟發展質量改善明顯。不過，注意到2019年四川經濟發展質量較低的指標，是因為其綠色維度指標中，單位GDP工業固廢產生量、單位GDP廢水排放量、單位GDP能耗、單位GDP電耗等指標的負向指標數值都比其他省份高出不少。另外，東北三省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全國居中，但2019年的總體排名較2008年下降明顯，遼寧從11名跌至14名，吉林從21名跌至25名，黑龍江從18名跌至28名，顯示東北三省要實現趕超仍需加快步伐。

2.2.2各省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分維度比較

從圖2中31個省份的的經濟創新發展的維度來看，各個省份的經濟創新發展水平兩極分化嚴重，地區差異較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明顯。具體來看，廣東、北京、江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創新發展水平遙遙領先，浙江、上海緊跟其后，山東、天津次之，創新發展水平較高均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同時東部地區的河北和海南因產業結構特點，經濟創新發展動力不足。中部地區的安徽、湖北，西部地區的陜西、重慶、四川，東北地區的遼寧在各自所在的地區內，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創新發展水平較其所在區域的其他省份要高，起到領頭羊作用。圖3反映出中國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相對較小，除海南的協調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之外，其他各省份的協調發展得分數值相對集中，分值最高的分別是山東、江蘇、河南，北京的協調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原因可能在于可開發利用的土地資源有限。從圖4綠色維度來看，區域差異不大，但北京、上海明顯較其他省份低，主要是因為北京和上海區域面積有限，人口密集。西藏、四川明顯“凹陷”，西藏因單位GDP廢水排放量和能耗、電耗等較大，四川因能源消耗量較大，導致二者綠色維度得分較低。從下頁圖5開放維度來看，中國各省份經濟開放發展水平兩極分化現象更為嚴重，地區差距更大，斷層現象明顯。東部地區的廣東、上海、江蘇的開放發展水平最高；浙江、北京、山東的開放發展水平得分較高，但開放發展仍還有較大提升空間；其他省份的開放發展能力均較低，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在開放發展方面還需要更大的積極性。從下頁圖6共享維度來看，各地區的共享發展水平“高低錯落”，這與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基礎、地域面積、人口及分布、地區發展政策和國家政策扶持等因素關系密切。可以看到北京和云南名列前茅，云南可能更多是依靠其較少的人口和較多的國家政策扶持幫助。

3經濟高質量發展區域差異的測度

計算得到了2008—2019年全國以及四大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泰爾指數，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2008—2019年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泰爾指數總體呈現先波動上升后緩慢下降的趨勢。以2016年為分界點，2016年之前泰爾指數波動上升說明省際差距不斷拉大，區域發展不平衡狀況有所惡化；2016年以后泰爾指數呈緩慢下滑趨勢，區域發展不均衡現象得以緩解，主要的原因是2017年國家提出我國經濟己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政策引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各省份的經濟發展質量得以提高，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質量提高顯著，省際高質量發展差距縮小。從各個地區的內部發展差距來看：東部地區整體的泰爾指數較大且持續上升，說明東部地區各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差距大，原因可能在于海南得分太低且未得到改善，而廣東等地發展水平高且提升速度快；西部地區泰爾指數下降幅度大，內部差距逐漸縮小，說明西部大開發戰略起到積極作用；中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泰爾指數整體較低，地區內部各省份經濟發展基礎較為接近，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和排名較為集中。

4指數平滑預測

根據對各省份的2008—2019年的數據特征基礎判別后，選用指數平滑法中的二次平滑法和三次平滑法分別對中國31個省份2025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數進行預測，結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2025年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均得到提升，其中西藏提高0.136，河南、陜西、廣東提高接近0.1，分別代表了西部、中部、東部地區的發展先鋒。北京、天津、四川、寧夏提升緩慢，說明這些地區必須轉變現有的經濟發展方式，才能找到高質量發展的突破口，才能實現真正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地區來看，中部和西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潛力較大，東北地區發展后勁稍弱，東部地區各省發展動力略顯不足。根據預測值計算2025年31個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泰爾指數值為0.0086，較全國2019年的0.0073有所上升，說明“十四五”期間，隨著我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地區間差距還可能進一步擴大，這反映出區域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同時這也表明區域協調發展政策必須進一步強化。

5結論

本文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維度出發，構建了省際可比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并對2008—2019年我國31個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了測度，并按照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的區域劃分計算泰爾指數，利用指數平滑法預測2025年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研究發現：

（1）我國整體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提升顯著，經濟發展質量提高明顯，但五個維度的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失衡現象，綠色、協調維度水平較高，創新、開放水平較低，共享水平持續穩定增長。

（2）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得分較高的區域主要集中在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中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加速追趕，整體增幅較大，西部地區部分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較為落后，東北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速度緩慢，排名有所下滑。

（3）各省份的經濟創新發展和開放發展水平呈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區域差異和明顯的區域發展不平衡；協調發展水平和綠色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相對較小，但個別省份存在“洼地”現象；共享發展水平“高低錯落”。

（4）省際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差距呈持續擴大趨勢，區域發展不平衡現象長期存在，國家“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提出后，省際經濟高質量發展差距縮小趨勢已經顯現。從各地區內部來看，東部地區各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差距大，且呈擴大趨勢；中部地區與東北地區各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較小，且相對穩定；西部地區各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內部差距逐漸縮小。

（5）從指數平滑的2025年預測值來看，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較高的指數均有所上升，但地區間發展水平不平衡的狀況長期存在，區域間差距仍可能進一步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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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利軍 陳夢冬 單位:湖北工業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 湖北循環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華中農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