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14 06: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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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隨著世界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服務貿易己成為當今國際貿易發展最為迅速的領域。中國服務貿易發展仍處于較低水平，整體竟爭力低下。本文就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趨勢對我國服務貿易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并提出我國發展服務貿易的相關對策。首先，論文闡明了國際服務貿易的概念、提供方式和特點，然后，通過對國際服務貿易發展現狀和競爭力進行分析，總結出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制約因素，進而提出相關建議。
一、國際服務貿易方式特點
國際服務貿易是指一國服務提供者向另一國服務消費者提供服務并獲得外匯收入的交易過程。服務貿易作為貨物貿易的輔助項目是二戰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發展日益嶄露頭角，成為國際貿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隨著服務貿易的迅猛發展，多邊貿易的談判重點也正從貨物貿易轉向服務貿易。“烏拉圭回合”談判達成了《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ofServices，簡稱GATS),服務貿易被正式納入多邊貿易體制的管轄范圍，對各國服務貿易,以及第三產業的發展都產生著重大影響。
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國際服務貿易通過四種提供方式被定義:過境服務(CrossBorderSupply)，即從一成員方境內向另一成員方境內的服務消費者提供服務；境外消費(ConsumptionAbroad)，即一成員方的服務消費者在另一成員方境內接受服務；商業存在(CommercialPresence)，即一成員方的服務提供者到另一成員方境內建立經營企業或專業機構提供服務；自然人流動(MovementofPersonnel)，即一成員方的服務提供者個人到另一成員方境內提供服務。
國際服務貿易作為一種新興的貿易形式，其特點鮮明：第一，服務貿易是一種無形貿易，具有不可觸摸性、不可儲存性和不易運輸性，因而導致服務出口方式多樣化；第二，服務貿易的生產與消費往往同時發生，所以服務的生產和出口過程在一定程度上講也就是服務的進口和消費過程；第三，服務貿易的對象主要是智力，如專利、版權、法律和會計等，且貿易過程中通常不涉及服務所有權的轉讓，僅與生產要素的跨國界移動有關；第四，服務貿易更多地依賴于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和服務機構的跨國設置，都與資本、勞動力和信息等生產要素的跨國界移動密切相關；第五，服務貿易的統計數據一般只在各國的國際收支表中顯示，而在各國海關進出口統計沒有顯示；第六；對服務貿易的監控不能通過海關監督和征收海關關稅的方式進行，而只能通過國家立法和制定行政法規來達到目的。
二、我國服務貿易現狀分析
入世以來我國進一步加強了對國際服務貿易的重視程度在履行我國對WTO有關金融、通訊、旅游、教育和咨詢等方面的各項承諾的過程中，我國服務貿易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受各種制約因素的限制，整體競爭力較弱。
1.發展速度快，但整體水平低下
中國產業結構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發生了標志性的變化，服務業比重于1985年開始超過農業，國民經濟總量增長從主要由農業、工業帶動轉為主要由工業、服務業帶動。按可比價計算，在1990年～2004年GDP增長的9.3%中，5.8個百分點來自工業的貢獻，2.5個百分點來自服務業，1.0個百分點來自農業。與此同時，中國的服務貿易取得快速發展，2003年進口總額為46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1%出口總額373億美元，增長20%2005年上半年，我國服務貿易規模達到730億美元，同比增長24.5%。顯示出服務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正在日益上升。但是，我國服務貿易的整體水平仍然較低，在世界服務貿易中的比率僅占1%左右，這與我國的人口、總體經濟實力和對外貿易的發展水平是極不相稱的。并且我國服務貿易對貨物貿易的匹配程度大大低于世界水平。2006年上半年，我國服務貿易占整個對外貿易(貨物和服務貿易)的比重為10.2%，與上年同期基本持平，遠低于貨物貿易所占比重，說明中國服務貿易對貨物貿易的匹配程度大大低于世界水平。
2.發展結構不合理
改革開放后的20多年，我國服務貿易體系基本形成，從服務貿易進口看，已形成了以金融業、零售商業、旅游業民用航空運輸業、房地產業、租賃業等為主的服務行業;從服務貿易的出口上看，已形成了以國際旅游業、國際金融業與保險業、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國際運輸業為主的行業。但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結構很不合理，我國目前僅能提供40多種服務，其中大部分是傳統的消費，如旅游業、商業、餐飲業等，生產很不發達，許多種類的服務尚難以提供，特別是一些資金、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服務產業，有的剛剛起步，有的尚屬空白。我國服務貿易收支中規模最大的三個項目仍然是運輸、旅游和其他商業服務。從總體上看，我國服務業的基本特征是:勞動密集型服務業企業居主導地位，技術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企業所占比重十分低，以至于人們習慣于把服務業就業視作解決企業富余人員的渠道，其實這是我國服務業行業水平低給人們造成的誤解。
3.服務貿易逆差不斷擴大
我國服務貿易近幾年國際收支逆差變動較大，并且逆差有不斷加大的趨勢。這說明我國服務業的整體競爭力在國際上處于比較劣勢。(1)國際運輸支出增長迅速。(2)保險收支差額進一步擴大。（3）其他商業服務順差有所回落。（4)專有權利和特許支出明顯上升。
4.市場開放程度不斷提高
入世后，中國服務市場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都將不斷提高。過去禁止外商進入的領域，現在逐步開放，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的服務貿易開放格局。根據實際情況，我國已先后在零售商業、金融保險、旅游和一些專業服務領域開放了國內市場。國外服務業的進入與競爭，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示范帶頭作用，他們帶來了先進技術、規范化的企業制度和管理經驗，帶來了國際通行做法與觀念，為我國服務企業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客觀上促進了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
三、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建議
通過對國際服務貿易發展現狀和趨勢的分析，結合我國服務貿易實際情況及發展制約因素，我國需要從產業結構優化、發揮政府職能，以及其他方面選擇符合國情的發展策略，以應對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趨勢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1.優化產業結構
(1)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我國服務業的總量偏小，比重偏低，服務貿易的擴大，尤其是服務出口的擴大，基礎在于本國服務業的發展。只有不斷發揮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并積極培育競爭優勢，服務出口才有可能進一步擴大。我國服務業的落后嚴重制約了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的發展，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大力發展國內服務業，增強我國服務業的整體實力，全面提高我國服務業的競爭能力，為擴大服務貿易出口創造有利條件。按照《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要求，大力發展服務貿易，不斷提高層次和水平。首先，國家要繼續制定和完善產業政策，使產業政策適度向第三產業傾斜，并明確第三產業發展的重點。其次，要注意發揮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在發展服務業中的作用。發展服務業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且服務業門類多，層次高低懸殊，僅靠某一方面力量是不行的，必須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由國家、集體、個體私營和外資企業一起上。(2)調整服務業結構，增強競爭優勢
從國內產業發展的基礎看，我國具備了在“十一五”期間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基本條件。一是國內產業整體技術水平和競爭力在較快提升，包括汽車及零部件、數控機床、電站設備在內的一批技術含量較高、附加值較高的產品，出口有望出現突破性的決速增長。二是傳統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繼續提升，即使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也可以從出口中獲得更大的收益。三是外商投資企業繼續提升產業層次和加工深度，加強研發能力，有利于提升其出口商品的國內增值率。我國發展國際服務貿易的優勢資源是勞動力資源、文化資源和自然資源。因此可根據服務產業部門在經營規模、市場份額、增長速度和比較優勢等方面的排序，確定發展服務貿易的戰略重點，優先發展旅游服務、工程承包、勞務輸出等具有傳統競爭優勢的服務行業，提高這些行業的知識含量和技術含量，增加貿易的附加值，并不斷挖掘其發展潛力。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服務。我們還應注意培養新興服務業的競爭優勢，發展諸如咨詢、金融、技術專利和通訊等高層次服務行業。加快建立服務貿易高等要素生成機制，努力提高服務貿易高等要素的市場供給能力。國際服務貿易的競爭應該建筑在高等要素的生成機制上，最終落實于人力資本要素上的競爭。我們在制定服務貿易發展戰略時，要注意加大對教育、科研和開發等高等要素的投入，加速建立健全服務貿易高等要素生成機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的供給能力，這對于促進中國國際服務貿易持續、健康發展，提高中國服務產品的科技含量是至關重要的。
2.調整政府職能
(1)靈活運用保護政策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一步開放服務業的，也沒有一個國是毫無保留地開放所有服務部門的。因此，面對國際高水平服務業的沖擊，中國必須制定適度的服務貿易保護政策《服務貿易總協定》給予發展中國家若干特殊的優惠待遇、寬限期，以及保護措施，中國應充分加以利用。保護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幾類:第一，有選擇地、適度地開放國內服務市場。這樣對未開放的國內服務市場客觀上形成了保護。第二，在對外開放的服務市場領域，實行一定的進入限制，如對服務提供者的數量限制、資格限制等。第三，對外國服務提供者在國內服務市場的競爭行業進行管理，如價格管理、壟斷競爭行業管理等。第四，對國內部分服務行業和領域制定產業傾斜政策，在稅收、財政、信貸、人員培訓及科技支持等方面提供優惠條件。
(2)加強制度建設，提高透明度
目前，我國已有限制地開放了部分服務市場，但由于缺乏配套的管理法規，使市場競爭中出現不應有的混亂場面。所以，為了促進服務貿易沿著正常、健康的軌道發展，應盡快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把對服務貿易的投資、稅收及優惠條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尤其要制定一部我國服務貿易基本法，并加快各服務部門
的立法進度，建立系統的服務貿易法律體系。另一方面，在《服務貿易總協定》生效前，做好立法的準備，也是我們爭取主動的一項措施。此外，在不影響國家安全和機密的前提下，我們應進一步增加我國服務貿易的透明度，對有關各項服務的政策及有關規定予以公開，以便外國服務提供者更加了解中國服務市場，尋求合作機會，同時也防止了有些國家以此為借口采取相應的報復措施。
(3)完善服務貿易體制
我國正處于轉軌時期，對于服務業，一方面存在管制過多、過嚴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存在著管制不力或缺乏管制的問題。對我國國際服務貿易實施有效的宏觀管理，關鍵是要迅速建立科學的管理體制。首先，要明確國際服務貿易的管理范疇。其次，建立國際服務貿易管理的組織機構和協調機制。服務貿易涉及諸多部門，有必要成立全國性的服務貿易管理組織。
另外如加快專業人才培養，有選擇的實施服務業對外開放等都是目前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從長遠來說，提高我國服務業競爭力、改善我國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狀況的根本舉措是加大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力度，深入開發人力資源。從本質上說，現代服務貿易是以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為制高點的貿易，在迅速發展的國際服務貿易領域，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更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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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市場準入;自由化
一、《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產生 二戰后，隨著世界貨物貿易的快速增長和跨國公司及國際旅游的推動，國際服務貿易迅猛發展。隨著國際服務貿易的快速增長，各國間的服務貿易摩擦日益激烈，特別是當世界經濟在 20世紀80年代后期進入低迷期后，各國為了保護自己利益而制定了更多的貿易保護壁壘，新 貿易保護主義在這一時期受到眾多國家的推崇。這些壁壘嚴重阻礙了世界服務貿易的發展， 雖然期間許多國家制定過雙邊或多邊協議，但于整體國際形勢并未起太大作用。為了調整日趨激烈的國際服務貿易爭端，為了消除太多不必要的服務貿易壁壘、保證貿易各方的權益以及促進各國和世界經濟的發展，建立一個多邊服務貿易的國際協定成為眾多國家的要求。這是GATS產生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強烈要求建立一個國際性的服務貿易協定，以使這些國家可以更快更容易的把服務貿易的觸角深入到不發達國家的更多部門。
在國際服務貿易領域中占絕對優勢的無疑是發達國家，進行跨國性的服務貿易可以帶來更多的經濟利益，如美國進行產業調整后，希望借服務業的貿易順差彌補其巨大的貨物貿易逆差。據統計，1993年在10200億美元的國際服務貿易中，位居前六位美、法、德、意、英、日共占48.6% ，而其中美國就占近六分之一，在與進口相抵后，還順差541億美元。因此，1982年的GATT部長級會議上，在美國的積極倡導下，發達國家要求與發展中國家進行將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結合在一起的“一攬子”談判，希望以貨物貿易的讓步為籌碼換取發展中國家的服務貿易市場。在1984年11月的GATT第40屆年會上，決定成立相關工作組，并在1986年9月的埃斯特角部長宣言中將服務貿易協定議題列入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經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艱辛談判，最終的妥協結果就是1994年產生的GATS。
再有，在服務貿易領域，發達國家技術強、資本雄厚，在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服務部門占據相對優勢，而發展中國家服務業起點低、基礎差，服務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部門，在信息、知識、科技領域還處于落后之勢。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一個國家第三產業的發展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發展中國家迫切希望本國服務業能得到長足發展，希望在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服務行業上能在國際服務貿易中占一席之地，同時也希望能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獲取發達國家的技術、資金、信息、管理經驗等來提升服務業整體實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外重要也是發達國家瞄準的一點就是在服務貿易上的妥協能帶來貨物貿易的大量出口承諾。因此，如何既能保護本國服務業又能促進服務業提升和促進貨物貿易出口就成了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的重要問題。而談判結果GATS中也確實有了能保護不發達國家的協議，如“發展中國家更多參與”等。
二、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總體結構與主要內容 (一)GATS的總體結構 GATS全文由六大部分29個條款和8個附錄構成，序言部分明確了制定服務貿易協定規則的基本宗旨，29個條款規定了各成員方的基本權利和應遵守的義務，8個附錄是《服務貿易總協定》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目的是處理一些敏感的、與國家主權和安全相關的金融、電訊、運輸和自然人流動等重要服務部門及其服務提供方式的特殊問題。
六大部分中的第一部分(第一條)對服務貿易的定義及GATS協議的適用范圍作了規定，第二部分(第二至十五條)是GATS的核心部分，規定了各成員方的“一般責任和紀律”，包括最惠國待遇、透明度、經濟一體化、發展中國家更多參與等，第三部分(第十六至十八條)為特定承諾，包含市場準入、國民待遇和附加承諾，是各成員方提出并要遵守的特定義務，第四部分(第十九至二十一條)逐步自由化，有特定承諾的談判、特定承諾清單、承諾清單的修改，規定了通過談判逐步實現服務貿易 自由化的目標，第五部分(第二十二至二十六條)是制度條款，包含磋商、服務貿易理事會、技術合作、爭端解決和實施、與其它國際組織的關系，主要是規定了國際服務貿易管理組織及爭端解決機制等，第六部分最后條款主要對相關概念進行了定義。
(二)主要內容 宗旨：在適當考慮國內政策目標的同時，通過連續不斷的多邊談判，促使各成員在互利的基礎上獲益，并保障權利和義務的總體平衡，早日實現更高水平的服務貿易自由化。GATS的最終任務是服務貿易自由化，在各國服務業發展不平衡的時候，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只能是逐步的。 目標：建立一套包括服務貿易各項原則和規則的多邊貿易框架，藉以在有透明度和逐步實現自由化的條件下擴大服務貿易，作為促進所有貿易伙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增長和發展的一種手段。GATS的最終目標是要在服務貿易自由化中各成員方能夠獲取經濟增長和提升世界福利。 對服務的定義：WTO關于服務行業的分類是以GATS來界定的，服務業定義為四種，官方名稱分別為：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
現今對于哪些行業屬于服務業以及怎樣分類還沒有統一的標準，但《服務貿易總協定》適用于以各種形式提供的各種國際貿易。 普遍義務原則：是各成員方都應該無條件遵守的義務，主要原則如下：
第一，最惠國待遇原則：在GATS協議覆蓋范圍內，各成員方給與任一成員的服務或服務提供 者的待遇，應無條件地不低于給予任何其他成員國相同的服務或服務提供者的待遇。即意味著要平等地對待所有成員伙伴，GATS的最惠國待遇原則適用于除被各成員方列入豁免清單外的所有服務貿易部門。
第二，透明度原則：除非在緊急情況下，各成員方應迅速將所有涉及或影響本協定實施的有 關措施，最遲在它們生效以前予以公布，如果它是涉及或影響服務貿易的國際協定的簽字國，該項國際協定也必須予以公布。根據GATS，各成員方必須公布所有相關法律和規定，并建立咨詢點，以便其它成員方可獲得相關服務部門的法律法規信息。 第三，發展中國家更多參與原則：各締約方通過對承當特定義務的協商，使發展中國家在國 際服務貿易領域能更多的參與，GATS特別關注到了最不發達國際的服務貿易發展。不足的是沒有太多硬性規定來保證這一原則的實施。 特定義務或稱具體承諾：是各成員方通過列舉清單的方式遵守的義務，主要包括下列原則：
第一，市場準入：各成員國應以低于其在減讓表上已經同意提供的待遇，給予其他成員國的 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原則。是各成員國通過談判作出并約束各自市場開放的承諾。
第二，國民待遇：成員國在減讓表中記載的服務部門，對本國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給予的各種 條件和資格要給予任何其它成員國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不能實行差別待遇。即指對本國國民和外國人給予同樣的待遇。在GATT中它是一條普遍義務和原則，但在GATS中僅僅用在列舉在清單中的部門，所以它被列入具體承諾中。 例外和豁免：考慮到服務貿易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其獨特型，作為一般義務的最惠國待遇原則的特殊情況可以列舉豁免清單，同樣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也可以有例外。 協商和爭端解決：GATS成立了理事會，對國際貿易磋商和爭端解決措施作了規定。 附錄：GATS最后一部分為四類附錄，即最惠國豁免附錄、對特定服務如金融、空運的特殊性加以說明的附錄、對自然人流動、電訊服務提供方式加以規定的附錄、繼續就金融、基礎電訊、海運進行談判的附錄。是《服務貿易總協定》重要組成部分。
三、關于GATS的幾點思考
第一，服務貿易逐步自由化的理論分析。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認為貿易完全自由化是雙贏的，但新貿易保護理論在剔除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等與現實不符的假設后，得出了不一樣的結論：自由化并不總是雙方受益，世界福利也不一定提高。特別是在服務貿易領域中，大多數部門是寡頭壟斷或壟斷競爭，新型服務業表現出較強的規模報酬遞增，而發達國家擁有大部分實力較強的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新型服務業，如果國際服務貿易快速完全自由化，擁有比較劣勢的發展中國家將失去國際服務貿易的競爭力，帶來的結果是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散失和福利的下降。基于此，在GATS談判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自由化的爭論與妥協結果為逐步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
第二，最惠國待遇的“無條件”和“有條件”爭論。最惠國待遇原則是從GATT 中搬過來的，是GATS中的一般義務原則，但最惠國待遇原則也是有條件的，這通過其豁免清單反映出來。由于考慮到：一是世界各國服務業發展相當不平衡，而服務領域中很多敏感的、涉及國家主權與安全的、有關民族道德文化的市場是不允許其它國家輕易進入的，加之服務行業具有高壟斷性的特點，最惠國待遇的“完全無條件”在服務貿于中還不太可行;二是承諾高的成員國反對承諾低的成員國免費“搭便車”，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為了讓發展中國家開放更多、更深的服務市場，就利用豁免清單來作為談判的手段。最終，GATS開出了例外，在附錄中給出了最惠國待遇原則的豁免清單，使“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變相為“有條件”的最惠國待遇。由于通過“否定清單”表現出來的最惠國待遇原則具有較大的隨意性，過多的、不合理的、頻繁變更的豁免內容可能會影響到最惠國待遇原則的謹慎性。當然，如果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角度，豁免清單可以保護其國內的幼稚服務行業。但事實表明，由于某些原因，發達國家豁免單上的內容要比發展中國家的更多。 最惠國待遇的“有條件”和“無條件”之爭，說明其在服務領域中適用的特殊性，它既要考慮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又不能忽視各國在服務貿易中的發展不平衡性和服務貿易的復雜性。但總的來說，正是因為必須無條件遵守的“有條件”的最惠國待遇，服務貿易才朝著自由化的方向前進。
第三，市場準入的困境。市場準入是各成員國承擔的特定義務而不是一般義務，是對各國服 務貿易水平不平衡的承認的表現。出于競爭、國內保護、文化因素、國際安全等原因，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允許國外服務提供者的自由進入。所以，市場準入是以“肯定清單”的形式作出具體承諾，并分為部門承諾和水平承諾，可根據各成員方實際情況，確定市場準入的部門和開放到何種程度。對于不太愿意開放服務市場的成員國來講，這些條款對其是極為有利的，但對需要開放服務市場的成員國來說，該如何應對來自國內某些利益集團的保護主義壓力成了市場準入承諾的困境。
第四，服務貿易中的國民待遇究竟如何定位。最惠國待遇是進入市場時的公平待遇問題，而國民待遇則是進入市場后的公平待遇問題.經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激烈談判，最終GATS把國民待遇準則以“肯定清單”的方式提供具體承諾。不過，如何定位國民待遇則是各成員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要問題。
因為：一是對敏感的、涉及到國家經濟與國防安全等行業，各國政府對內、外服務提供者是否能一視同仁;
二是由于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都包含公平競爭，一成員方可能會將兩者聯系起來，借由國民待遇的不公要求另一成員方取消市場準入方面的限制;
三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初期實行超國民待遇來吸引外資、技術、人才等，如果取消超國民待遇怎樣確保不會影響經濟變動等。所以，各成員方都應該合理的界定各自的國民待遇。 第五，給與發展中國家更多照顧的義務條款缺乏硬性規定。GATS的第四條、第十九條規定，允許發展中國家在市場準入等方面擁有更多的靈活性，要幫助和鼓勵更多發展中國家參與到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進程中，要給予特別不發達國家特殊照顧。這些承諾是發展中國家爭取的，但大多只是形式上的優惠，只是一種政治意義的照顧，沒有硬性規定措施的承諾并未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多大作用，并沒有真正幫助到發展中國家。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在GATS目標宗旨下，通過多輪談判，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制定合理有益的實質性硬性措施。
本文作者：劉黎明 單位：黑龍江科技學院經濟管理學院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積極實施對外開放，大力發展貨物貿易，已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貨物貿易大國，但我國的對外貿易增長方式是粗放型的，難以支撐我國對外貿易的持續增長。發展服務貿易，能夠減少資源和能源的消耗，獲得產業高端附加值的服務品。當前，世界服務貿易進出口年均增長10%，世界服務貿易額與貨物貿易額之比達到l:4.5。這就進一步說明一個國家國際服務貿易的發達程度，標志著對外貿易增長的協調性和持續性，也標志著貿易增長方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我國的國際服務貿易長期處于逆差狀態，服務貿易的發展水平落后于貨物貿易的發展水平，服務貿易出口與貨物貿易出口的比例為1:9，遠低于世界平均l:4.2的水平。黑龍江的對外貿易主要依靠過度支付能源原材料消耗的成本、過度支付生態和環境的代價和過度壓低勞動者福利所建立起來的商品貿易，當前的經濟發展方式要求必須改變這種貿易方式。因此隨著世界新一輪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貿易自由化進程的推進，黑龍江應加快發展國際服務貿易、增強服務貿易競爭力、調整和改善對外貿易結構，使其成為轉變對外貿易增長的新方式，從而來獲得和貨物貿易高速增長帶來的同等好處，促進黑龍江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國際服務貿易主要集中在知識密集型和服務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國際服務貿易，關鍵是把高素質勞動力變為高素質的人才，讓精通英語、掌握世界前沿科技、與海外市場聯系廣泛的人才脫穎而出，將人口壓力轉變為人力資源優勢，從而為中國發展國際服務貿易奠定重要人才基礎。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調查數據顯示，世界上有61.8%跨國公司希望擴大在中國的研發活動。這些跨國公司之所以將研發拿到中國來進行不單單是為了從一般勞動者身上獲取剩余價值，是因為中國有足夠多的、他們需要的高素質人才。同時，中國勞動力價格的比較優勢明顯，不僅是普通產業工人，高素質人才的勞動力價格同樣具有比較優勢。黑龍江省現有高校78所，每年的高校畢業生20萬左右，有足夠的高素質人才供應。而這些高素質人才就業難的關鍵是因為沒有合理的產業來吸收他們，使其發揮智力優勢。黑龍江大力發展服務外包，將會拉動大學生的就業，大學畢業生經過一定的培訓后，將會很快很好的從事來自金融、電信、醫療、制造等行業的BPO業務。因此，解決黑龍江高素質人才就業問題，使其不外流，大力發展國際服務貿易是最好的選擇。同時，留住現有人才、主動承接和吸納高素質人才，也是黑龍江實現國際服務貿易快速發展的重要基礎。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對外貿易主要以附加值較少的加工貿易為主。其原因有三：一是因為我國追求“規模的擴張、速度的擴張、外延的擴張和數量的擴張”的粗放型的對外貿易增長方式；二是工業化、產業化、組織化和現代化程度低，制造業也只能采用加工組裝型、生產主導型、模仿型和粗放型的模式；三是缺資本、缺技術、缺人才、缺管理經驗、缺產業運營模式，只能走加工貿易之路。而加工貿易嚴重消耗了我國的資源，破壞了生態和生活環境，帶來損失的治理費用已超過加工貿易的外匯收入。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間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的約束性指標。而黑龍江省雖然實現年初確定的單位GDP能耗降低4%的目標,但實現節能減排目標面臨的形勢仍十分嚴峻。與傳統制造業相比,服務貿易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的特點。因此，黑龍江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國際服務貿易，積極發展生產業和高技術產業，堅持走新型工業化和現代服務業的道路，使其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是提高黑龍江國際服務貿易水平的根本措施,也是實現節能減排目標的主要手段。
與韓國為友好近鄰,交往淵源流長,文化背景極其相似,這為中韓貿易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并且,兩國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結構互補,各有所需,也為兩國的經貿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和現實性。自1992年8月中韓兩國正式建交以來,貿易形式從間接貿易轉為直接貿易,貿易額迅速增加。中國成為繼日、美之后韓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而韓國也保持了繼日、港、美之后中國第四大貿易伙伴的地位。與之相伴隨,雙方在投資領域的合作也取得了驚人的發展,特別是韓國在華的投資,從1992年正式起步至今,已形成了遍地開花的局面,占其海外總投資的20%以上。1992～1998年七年間,中國累計實際利用韓國直接投資75．7億美元,成為韓國的第一大投資對象國,而韓國在所有來華進行直接投資的國家中,也占據了第七大投資來源國的地位。雙方在投資領域的合作,帶動了大量原材料、技術設備及產成品的進出口,從而大大促進了雙邊貿易的發展。
二、中韓貿易存在的及原因
中韓貿易的發展,是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快速發展過程,取得這些成就當然可賀,但也屬正常。隨著中韓貿易基數越來越大,發展漸趨成熟,其間暴露出的問題也越來越多。因此有必要找出問題,分析原因,以便在此基礎上有的放矢地采取應對之策。
（一）中韓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中韓雙邊貿易在宏觀層面上存在較直觀的問題有:
1．貿易增長乏力直至為負
1992年兩國正式建交后的四年中,雙方貿易可謂是大踏步前進,每年貿易增長率均在40%以上。但到1996年,由于我國出臺了一系列外經貿政策法規,加上國際市場原材料價格上漲的,使我國企業的出口積極性下降。韓國作為我國的第四大出口市場,對其出口必然受到影響。同時,在雙方貿易中擔當重要角色的韓資加工貿易型企業,在出口利潤下降的情況下,進口積極性也受到波及,從而使中國從韓國的進口貿易也有所放緩,致使雙邊貿易增長率從1995年的44．8%下降至1996年的17．7%。1997年,局勢有所好轉,雙邊貿易出現恢復性增長,增幅達20．3%,但已與1996年以前的增長勢頭不可同日而語。1998年,雙邊貿易受亞洲危機的影響越來越大,特別是韓國還是當事國之一,這樣,中韓貿易的增長步伐戛然而止。從1998年年底的統計數字看,雙邊貿易出現了史無前例的負增長,降幅達11．6%。1999年上半年,雙邊貿易雖有所恢復,但增長速度并不快。
2．貿易不平衡趨勢漸大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中韓雙邊貿易中中方逆差是越來越大的,到1997年已達到58．1億美元,占到從韓國進口商品總值的38．9%。尤其是1997年下半年韓國發生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對韓國的出口大幅下挫,一些大宗商品如纖維制品、農礦產品、零部件等跌幅更為突出,1998年中國對韓出口額僅為61．7億美元,比上年下降31．3%。同時,韓國對中國的出口也不及預料的好,半導體、汽車、機床、船舶、通訊設備等品及家電等一般消費品的對華出口上半年還有大幅增長,下半年就逐步萎縮,到年底,對華出口總計149．9億美元,增長僅0．4%。1998年全年雙邊貿易中中方逆差達87．2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1999年上半年,中方的貿易逆差仍有擴大的趨勢,為44．6億美元。筆者認為,兩國貿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難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這種不平衡持續存在并一味擴大,終將會影響雙邊貿易的健康發展。
3．韓國對華投資出現“縮水”
1997年以前,韓國對華投資的整體規模每年都在擴大。正當中韓兩國努力促進雙方經濟合作向更高層次邁進時,金融危機的爆發使這一演進急速凍結。1998年韓國企業對華直接投資項目僅為1309個,實際投入資金18．03億美元,分別比上年減少了25．3%和15.9%,特別是一些回收期長、規模較大的項目都面臨壓縮投資、延期投資或予以撤資的情況。此外,大量韓企的駐華分支機構、商社等紛紛撤離。由于中韓雙邊貿易中有相當部分是通過在華的韓資企業承擔的,投資的大規模“縮水”勢必會影響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時期雙邊貿易的發展。
（二）對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上述比較直觀的、表象化的問題必然有其產生和存在的原因,這些原因概括起來大體有這么幾個方面:
1．亞洲金融危機是造成目前困境的罪魁禍首
1997年8月一場以韓元加速貶值和股指深幅下瀉為表征的金融危機開始席卷整個韓國,使韓國國內經濟一片混亂:許多大企業集團相繼倒閉或陷入困境;資金周轉困難;失業人口激增;銀行拒開進口信用證。在此形勢下,韓國企業當然無法進行正常時日的進口。而我國在這次亞洲金融危機中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相對增加了出口成本。韓國企業給中國的訂單明顯減少,而轉向從東南亞國家進口,這樣就造成了我國對韓國的出口大幅下挫的局面。另一方面,韓國政府為了增加外匯儲備,借韓元貶值之機,加大力度增加出口,貿易盈余由負變零,越來越大。中國作為韓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必然受到韓國進口產品的沖擊,這樣就使雙邊貿易的不平衡局勢更加嚴峻。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上韓國對中國的出口應保持強勁增長勢頭,但由于擔負雙邊貿易的相當多企業是在華從事進出口加工貿易的韓資企業,所以在出口受阻的情況下其進口積極性也有所降低,進口增幅還小于出口降幅;再加上我國國內需求萎糜,導致進口需求減弱,使韓國的對華出口并未出現大幅攀升,故雙邊貿易額總體上出現下滑局勢。
上述同樣的原因,使韓國企業到中國投資的成本增加,而多數韓資企業都把“降低成本”作為來華投資的首選動機,這樣,韓國的對華投資必然會大幅減少。況且,韓國企業面臨國內經濟蕭條的情況下,缺少資金來源,也無暇進行海外投資,從而使對華投資出現了“縮水”現象。
2．進出口商品結構差異是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兩國經濟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按照國際貿易比較優勢原理,中韓傳統貿易在宏觀層面上確實符合這一理論的要旨,即中國向韓國出口初級產品或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制成品,如原材料、農礦產品、紡織服裝、皮革等,而韓國則向中國出口技術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工業制成品,如化工產品、電子通訊設備、機電產品等,即使中國向韓國出口一些電子產品,也多以零部件為主。正是這種較單純建立在技術層次差異基礎上的商品結構,使中韓雙邊貿易本身就存在不平衡的因素。再者,從總體上看,中國向韓國出口的商品與從韓國出口的商品相比,其價格彈性相對要高。在國際市場發生波動時,前者更易受到沖擊或影響。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大量廉價商品充斥國際市場,中國出口商品價格的相對提高必然會喪失較大份額的市場。換言之,即使在韓國不是危機當事國之一的情況下,這種貿易結構的差異也會使貿易差額更加擴大,不平衡局勢更加嚴峻。總之,這種以垂直分工為基本特征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是造成雙邊貿易不平衡并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3．韓國在華投資的特征因素也是雙邊貿易下滑的原因之一
韓國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70、80年代其速度之快是有目共睹的。隨著國內的發展,國內工資成本也快速上升,某些一般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逐漸削弱,部分勞動密集型及部分重化工業（如水泥）也逐漸歸入了夕陽產業之列。韓國政府為了鼓勵新興產業如、生物工程、航空等產業的發展,加快產業結構的升級,積極采取措施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海外轉移。而與韓國地域相近,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勞動力成本又低,農礦資源豐富,成為韓國進行該類產業投資的首選對象。據統計,韓國對華投資中有60%以上集中于紡織服裝業、電器組裝業、木家具及鞋類、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這是韓國在華投資的產業特點。
再從單項投資規模看,韓國對華投資項目多為中小型項目,投資金額在100萬美元以下的約占70%。1998年所吸引的1309項韓國直接投資平均規模僅為137．8萬美元,不僅低于韓國海外投資的平均規模,也低于所有來華投資的平均規模（229．6萬美元）。
由于中韓貿易中有相當部分是由在華韓資承擔的,上述兩大特征的存在,導致雙邊貿易增長的后勁明顯不足,也導致在華韓資企業抵御風險的能力較差。,國際市場上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竟爭越來越激烈,多數中小韓資企業不堪重擊,普遍面臨經營困境。由于在華韓資企業所表現的這種脆弱性,使由投資所帶動的原材料、生產設備及產成品的進出口受到很大。此外,由于韓國對華投資的行業及規模特點的存在,必然會出現許多韓資企業在管理中一味強調降低成本的情況,從而導致勞資雙方矛盾的激化,這也影響了雙方貿易及投資的發展。
三、知難而進,積極應對
從長遠看,中韓貿易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雖然目前兩國貿易受到重創,但其發展的基礎如文化類似、地域相近、經濟互補等依然存在。特別是韓國經濟,目前雖受一時之困,但那些曾創造經濟奇跡的諸多因素如健全的基礎設施、高素質的勞動力、強烈的進取精神、開放的貿易體系等等并未喪失,并將為韓國走出危機發揮積極作用。因此,我們決不能忽視或放棄韓國這一重要市場。并且,兩國在彼此對外貿易中所奠定的地位是雙方長期努力的結果,因而要本著積極的態度,知難而進,采取相應措施以扭轉目前的被動局面。當然,要長期穩定地發展中韓貿易,關鍵還是要擴大中國對韓國的出口市場,為此應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快雙方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
中國對韓國出口的傳統產品多屬資源密集型或勞動密集型產品,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下,這類產品的競爭最激烈,受沖擊最大,因此加快我國對韓國出口商品的結構調整不僅是必然的。近兩年對韓出口商品結構雖有所改善,但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特征仍很明顯。為此,一是要拓寬貿易范圍,實現出口商品的多元化。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一些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產品日益受到國際市場的青睞,故可加大這類產品如機電產品零部件及產成品（電視機、電話機等）對韓國的出口。二是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質量,盡快從‘‘以廉取勝”和“以量取勝”轉向“以質取勝”,只有這樣才能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在競爭中保住乃至擴大市場份額,使出口產品真正成為高創匯產品。同財,也希望韓國方面結合我國工業化建設及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更多地向中國出口原材料、石化產品及成套設備等。總之,雙方既要注重眼前利益,又要考慮長遠利益,促進雙邊貿易健康發展。
（二）大力發展中韓兩國的技術貿易
70年代,韓國側重于發展資本密集型工業如重化、汽車等工業,故其在許多領域的技術已具相當水平。若能從韓國引進該類技術,對我國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改造都相當有益。而中國在航空航天、微電子技術、生物工程等尖端技術的和開發上具有自己的優勢。因而雙方在技術合作中的發展潛力很大,雙方可加強技術領域的合作,共同開發研制新產品,提高兩國產品的競爭力,從而帶動雙方商品貿易的發展。
（三）推動兩國在投資領域的合作向更高層次邁進
在韓國的對華投資方面,一是應注意調整韓國企業的投資方向,使韓國企業依據《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增加對高新技術產業、能源、、農業開發等領域的投資;二是改善韓資企業的規模結構,提高大企業集團來華投資的積極性,這就需要中國在改善投資環境特別是搞好政府服務方面多下功夫。這樣,韓國大企業集團也會從長遠、全球眼光認真研究中國市場的投資價值,繼續加快來華投資的步伐。此外,中韓兩國也要注意加強在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合作,從而使韓國的對華投資呈現全方位、多層次的發展格局。此外,中國也要加快向韓國投資的步伐。目前,雙方的資金流動更多地表現為韓國對中國的單向流動,不利于雙方合作的持久穩固發展。隨著中國多層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走出國門到海外投資辦廠定會成為中國企業的必然選擇。而韓國作為中國地緣相近、文化背景類似的友好國家,也會成為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首選地區之一。故中國企業應盡快改變那種僅在韓國設立貿易辦事處的作法,加大對韓國的生產性投資,這樣不僅可以使雙方合作更加深入均衡,而且可以帶動對韓國的出口,減少中方逆差,從而促進貿易的均衡發展。目前,韓國政府正積極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開放本國的資本市場,放寬對外商投資的限制,為中國企業進入韓國資本市場提供了時機。特別是韓幣貶值及工人工資水平下降,使外商投資成本降低,也為中國的對韓投資提供了現實性。
1.1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定義根據韓玉軍(2009)、劉東升(2005)、汪素芹(2008)的定義，國際服務貿易是指服務提供者從一國境內通過商業現場或自然人現場向消費者提供服務，并獲取外匯收入的過程。對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定義目前學界還存在著爭議，但細究來看，各類定義實質相似。蔡春林(2008)認為“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是指不斷修改和調整管理服務商品流動、服務要素的市場準入的法律及規章制度，降低進行服務貿易的壁壘，從而創造出開放和競爭程度更高的服務貿易的交易制度和環境的過程”。
1.2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態勢徐紀彬(2013)認為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尤其是在”二戰”后的科技革命的影響下，整個社會的生產力空前提高，各國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浪潮由服務業發展水平高的發達國家逐漸滲入到發展中國家，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是各國必然的選擇。傅京燕(2001)強調了90年代以來簽署的GATS《、全球金融服務協議》以及《全球電信自由化協議》這三大協議極大地推動了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進程，并預測到未來服務貿易極有可能成為推動國際貿易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1.3國際服務貿易發展的特點
1.3.1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迅速，自由化程度加深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服務貿易迎來了其發展的黃金期。1970～1980年這十年期間，全球的國際服務貿易出口額由710億美元躍升到3673億美元，而進出口總額則更是驚人地高達7702億美元。國際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突破萬億美元大關在80年代中期得以實現。90年代后，國際服務貿易總額依然呈增加趨勢，1994年，數值已經超過2萬億美元，不過這段時間服務貿易增速有所減緩。21世紀后，服務貿易進出口額持續走高，2002年的總額為31607億美元，2010年這一數字已經高達72037億美元，占同年國際貿易總額的五分之一。
1.3.2國際服務貿易涉及領域進一步拓寬“二戰”之后的第三次產業革命極大地豐富了國際服務貿易涉及的領域。國際服務貿易的行業由”二戰”前的以勞務的輸出輸入為主轉變為”二戰”后以金融、電信、旅游等信息產業領域為主。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服務產業與高新技術產業的地位日益突出。近幾年，又有許多新興服務行業在市場中出現，它們絕大多數都是從傳統的制造業中分離出來的，其領域主要集中在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可以預見，未來國際服務貿易涉及的領域將會進一步拓寬。
1.3.3發達國家的國際服務貿易水平顯著高于發展中國家由于各國經濟實力的差距，不同國家服務貿易水平呈現出較大的差距。國際服務貿易進出口以北美、歐洲等地的發達國家為主，這些國家無論是經濟發展水平還是科研技術能力都遠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服務貿易出口、進口總額前十位中發達國家均占九席。當然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服務貿易崛起勢頭強勁，不可忽略其未來發展潛力。
2中國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及現狀
2.1服務貿易發展水平不斷提升我國國際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在不斷擴大。在1982年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國際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僅為44億美元，此時的國際服務貿易增速大約在9.6%。到20世紀末的1999年，進出口總額在這十幾年間增長了13倍，達到了572億美元，增速超過20%。我國在加入WTO后，這一數字的規模更是持續增多。2003年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2007年這一數字達到2509億美元，2010年已經高達3624億美元，躍居世界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的第四位，在此期間的增速大約為年均20%。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我國國際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驚人地增長了84倍，而國際服務貿易的增長率也高于同時期的世界平均增速。
2.2服務貿易發展不平衡首先，從行業結構來看，我國的優勢產業依然停留在傳統的旅游、運輸行業，而如金融、通信、保險等技術、知識密集型行業的貿易發展在我國仍然滯后。近年來，雖然新興服務貿易在我國發展較快，在出口份額中上升較快，但還是顯著低于進口份額，可見仍處于劣勢。其次，從發展的地區差異性來看，東中部地區由于臨海、交通便利、經濟發達等原因服務貿易發展程度高，而相對偏遠落后的西部地區所占份額較小。
2.3相關的法律法規不健全長期以來，我國關于國際服務貿易的立法嚴重滯后，更有部分領域的法律法規基本可視為空白，相關的運行、監督僅依靠政府職能部分的規章和文件，難以形成完整的服務貿易法律體系及完善的配套法規。近年來，我國先后頒布了《海商法》《、商業銀行法》《、注冊會計師法》等一批涉及服務貿易的法律法規，推動了該領域立法的完善，但其中具體的規定、條款與國際規則存在差距，可操作性不強。我國應加強相關法律體系的建立，規范國際服務貿易市場。
3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對我國的影響
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服務貿易企業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必寢食難安，需看到機遇與挑戰同時存在。
3.1服務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機遇
3.1.1提供更多就業崗位服務貿易自由化必然會吸引大批國外服務企業涌進中國，外國投資將提供大量的國內就業機會。尤其是十后，提出中國經濟“新常態”，在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引進外資使國內經濟下滑、下崗工人增多的局面有所緩解。
3.1.2有利于本國技術、管理模式的提升一般來說，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推進有利于國內市場制度的完善，這將為企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背景，而這往往會吸引外資的涌入。外資企業往往擁有先進的管理模式與科研技術，本國企業通過這種強大的外部性，相對便捷地學習模仿、取長補短，進而增加本土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3.1.3增強國內服務行業的競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我國往往出于對國內經濟安全、經濟穩定的考慮，對金融、能源等關乎國計民生的行業實行較多的管制措施，使得這些領域長期呈現壟斷經營。這無疑會帶來經濟效益的損失，以致目前企業普遍反映融資貴、融資難，消費者反映電信等行業收費項目多、亂收費。服務貿易自由化意味著國內市場的對外開放，這有利于打破國內的壟斷局面，迫使國內服務企業加入到國際競爭中來，這不但會帶來服務質量的提高，更有利于企業自身的長遠發展。
3.1.4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發達國家的服務業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已經較為成熟，在其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據了過半比重。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必然會加強國與國之間的聯系，我國正好趁此機會學習發達國家發展服務貿易的經驗，學習他們成熟的經濟、法律制度，使我國在發展的服務貿易道路中少走彎路。近年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了大量的勞動、資本密集型服務業投資，我國也趁此機會獲得了“世界工廠”的稱號，接下來我國應該繼續抓住機遇，進行產業升級，爭取從“世界工廠”轉型為“世界創新工廠”。
3.2服務貿易自由化帶來的挑戰
3.2.1威脅國內部分服務行業的生存發展從貿易的比較優勢來看，發達國家的優勢服務貿易產業是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的優勢產業則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就發展前景來看，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個人收入的不斷提高，消費者對消費品的需求也呈現出高品質、高個性化的特點，而勞動密集型產品在這方面的優勢難敵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因此從長遠來說，我國部分傳統服務貿易行業難以在國際市場中保持競爭力。我國的服務貿易雖然近幾年發展迅速，但仍處于起步階段，而此刻推進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可能會使得中國在未來的國際分工中處于不利的地位。
3.2.2使得國內經濟的穩定性受到沖擊在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前，我國的國內經濟主要由國內市場的走勢決定，在國家宏觀調控的管控下，國內經濟運行總體來說波動不大，不會出現較大的經濟危機。而推動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之后，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卷入到世界經濟的大流中，世界經濟無論繁榮還是衰退都會相應地對國內經濟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這無疑會影響我國經濟的穩定性。而作為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勢必大大增加我國的經濟風險。除此之外，我國的服務貿易相較于發達國家起步較晚，實力不強，使得逆差一直很高，若其超過我國貨物出口的順差，則會導致我國經常性收支項目的失衡，進而也會影響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
4針對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帶來的影響所能采取的對策
4.1大力發展本國服務業，為服務貿易奠定基礎首先，要認識到國際服務貿易在未來國際競爭中的重要地位。國家要繼續制定和完善產業政策，政策適度向第三產業傾斜。其次，重視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非公有制特別是私有制已經不僅僅是公有制的重要補充，更是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要快速發展服務業就必須依靠非公有制的力量，只有充分調動社會生產的積極性，才能夠促進服務業服務質量的提高、服務方式的創新、服務產品的豐富。
（一）大陸服務貿易發展水平比臺灣地區低
隨著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所占比重的不斷提高，服務業在各國（地區）占GDP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它在一國（地區）的經濟貿易發展中地位凸顯，同時，一國（地區）服務貿易額的多少，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水平的高低，都反映該國（地區）的經濟貿易發展狀況，同時，顯示了該國（地區）在全球的綜合競爭實力。目前，發達國家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過了70%，而大陸2013年GDP為568845億元人民幣，雖然增加值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為262204億元人民幣，增長了8.3%，但其占GDP比重為46.1%，臺灣地區2012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69.2%，遠超過大陸（見表1）。服務業的就業人數比重，世界平均水平為65%，而大陸低于40%，臺灣地區在55%左右，比大陸高，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大陸服務貿易的增長速度快于臺灣地區臺灣地區的服務業
發展水平雖然高于大陸，但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現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勢態不佳，如服務業中的金融業受到的影響較大，臺灣地區金融業在2008年的凈出口為8.2億美元，而2012年金融凈出口為6.7億美元，下降了18.3%。2007-2012年臺灣地區服務貿易平均年增長率為7.18%，其中，2009年出現負增長，2007-2012年大陸服務貿易平均年增長率13.98%，接近臺灣地區服務貿易年增長率的1倍。從臺灣地區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上看，2007年為671億美元，2012年為908億美元，同期，大陸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上看，2007年為2509億美元，2012年為4706億美元，由此可見，近些年來大陸服務貿易的增長額和平均年增長率都高于臺灣地區。
（三）兩岸在服務貿易方面的優勢部門不同大陸的服務貿易
在傳統的旅游、運輸方面所占比重較大，但大陸的旅游業隨著人們收入的提高，生活質量的改善及人民幣升值等原因逆差越來越大，大陸因勞動要素比較豐裕，在建筑服務方面的增長快速，持續保持順差，其他商業服務、咨詢、計算機及信息服務維持順差。臺灣地區在運輸方面優勢明顯，旅游的比重超過了70%，而大陸2013年GDP為568845億元人民幣，雖然增加值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為262204億元人民幣，增長了8.3%，但其占GDP比重為46.1%，臺灣地區2012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69.2%，遠超過大陸。服務業的就業人數比重，世界平均水平為65%，而大陸低于40%，臺灣地區在55%左右，比大陸高，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比較與分析
（一）規模與國際市場占有率
1.國際服務貿易規模的比較。一國（地區）的服務貿易可以通過一定時期內服務貿易進口總額、出口總額和進出口總額的數額多少來衡量，2003年大陸的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為1013億美元，出口總額為464億美元，進口總額為549億美元，2012年分別增加到4706億美元、1904億美元和2801億美元，2003年臺灣地區的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為478億美元，出口總額為230億美元，進口總額為248億美元，2012年分別增加到908億美元、487億美元和421億美元，2003年-2012年大陸與臺灣地區的進出口總額情況比較
2.兩岸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比較。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是指一個國家（地區）服務業出口總額占世界服務業出口總額的比重，所占的比重越大，說明該國（地區）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的國際競爭力越強，地位越高。2003-2012年大陸與臺灣地區服務貿易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如圖2所示。由圖2可知，大陸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呈上升趨勢且增幅明顯，臺灣地區的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2003-2008年一直是下降的趨勢，2008-2012年略有回升，但較為平穩，沒有太大的波動。從數值可看出兩者的市場占有率都不大，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二）貿易競爭力指數（TC）比較服務貿易
競爭優勢指數是以一國（地區）服務貿易進出口之差與該國（地區）服務貿易進出口之和的比來表示的，可以反映一國（地區）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水平。其公式是：TC=服務貿易出口額-服務貿易進口額/服務貿易出口額+服務貿易進口額TC的取值范圍在<-1、1>，TC>0時，表明該國服務貿易有競爭力，越趨近于1，其競爭力越強，當TC=1時，表明該國服務貿易競爭力最強，只有出口沒有進口。相反，當TC<0時，表明該國服務貿易競爭力較弱，越趨近于-1，其競爭力越弱，當TC=-1時，表明該國服務貿易沒有競爭力，只有進口沒有出口。2003-2012年大陸與臺灣地區TC指數。2003-2008年大陸的服務貿易TC指數有增長趨勢，2009年以后又出現下降，而TC值一直小于0，說明大陸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較弱，是國際服務貿易的凈進口國。我國臺灣地區在2003-2007年服務貿易競爭力為負值，達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國際服務貿易競爭力較弱，是國際服務貿易的凈進口國，2008年以后TC>0說明臺灣地區具備了一定的服務貿易競爭力，為服務貿易凈出口國，但優勢不是太明顯。從TC值上看出大陸和臺灣地區的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均處于弱勢階段，但臺灣地區的競爭力較大陸強。
（三）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的比較顯示性
比較優勢指數是指一國（地區）其服務的出口占該國（地區）總出口的份額與世界該服務的出口占世界總出口份額的比值，即RCA指數。它反映了一國（地區）服務貿易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該指數也可以用于服務貿易部門的競爭力的研究。
三、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合作的前景展望
（一）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互補發展
大陸與臺灣地區在服務貿易的發展上都處于低水平階段，但臺灣地區在服務貿易的發展上比大陸起步早積累了一定的管理經驗，但臺灣地區的服務市場狹小，限制了其發展，必須尋求新的發展空間。大陸在服務貿易方面起步晚可以向臺灣地區學習一些先進的服務業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同時，大陸服務市場巨大，發展空間廣闊，《服務貿易協議》的簽訂，給臺灣地區走向大陸服務市場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臺灣地區應在具有比較優勢的運輸服務上，利用兩岸三通提高運輸業的競爭能力，實現國際化優勢。大陸在建筑服務上具有比較優勢，要加大發展一些復雜的大型工程項目，將一些新材料、高端技術應用于工程建設中。在此基礎上，臺灣地區在金融服務方面比大陸更具競爭力，加強兩岸的金融聯系，逐漸放開金融方面的限制來共同發展，在旅游服務方面，大陸的競爭力較強，實現與臺灣地區的三通后，可以帶給臺灣地區島內大量的旅游資源。
（二）在ECFA框架下加快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進程
隨著臺灣地區島內服務市場逐漸飽和，服務貿易競爭水平的低速發展，在ECFA框架下提高對大陸的服務貿易開放度，降低服務貿易市場準入是其必然選擇，如果《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得以實施，大陸在投資、自然人流動、電信服務、軟件實施服務、工程服務等方面做出了較多的承諾。其開放度高于WTO承諾水平，將會全面實現兩岸的服務貿易合作，互通有無，增強雙方服務貿易競爭力，并逐漸實現服務國際化，加快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進程。
（三）實現服務產業結構的升級大陸和臺灣地區的服務貿易競爭力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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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論文我國服務貿易的問題和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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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迅速，中國服務貿易也在快速發展，但是競爭力仍較低。用波特“鉆石模型”對中國服務貿易進行分析，就主要的四方面：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和輔助產業的表現，以及企業組織戰略和競爭程度深入進行探討，并且對提高我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提出對策。
1中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
1.1當今世界服務貿易的發展狀況
1994年4月，117個國家和地區在包括《服務貿易總協定》（簡稱GATS）在內的烏拉圭回合一攬子協議上簽字。GATS于1995年1月1日與《建立WTO的協定》同時生效。GATS是服務貿易領域中形成的第一個全球性多邊法律框架，借以在透明度和逐步自由化的條件下消除服務貿易壁壘，擴大國際服務貿易，促進貿易各方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也標志著WTO體制較以往的國際貿易體制更完善。
當今服務貿易已經成為國際貿易中最為活躍的領域,1980年到2006年，世界服務貿易總額從7674億美元擴大到53304億美元，期間增長了5.9倍。服務貿易總額占全球貿易總額的份額從1980年15.7%上升到2006年的17.9%。同時，國際服務貿易呈現出了許多新的特點和發展趨勢。
（1）新興服務業不斷涌現，服務貿易的結構進一步調整
長期以來，服務貿易領域主要集中在運輸、旅游等傳統服務業。隨著全球新科技浪潮的推動發展，高新技術廣泛應用到服務業上，計算機信息服務、咨詢、金融等服務行業不斷涌現并迅速擴張，世界服務貿易正逐漸由傳統的自然資源或勞動密集型為基礎的傳統服務貿易轉向以知識技術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為基礎的現代服務貿易。
（2）發達國家在國際服務貿易中占主導地位，發展中國家地位逐漸上升
服務貿易的發展和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國際服務貿易發展也呈現出明顯的地區性不平衡。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服務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上升。亞洲地區的服務貿易是世界上最具增長活力的地方，增長速度遠遠高于世界服務貿易的平均增長率。而中國和印度的服務貿易增長速度快于其它亞洲地區。
（3）在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同時，服務貿易壁壘形式更為隱蔽，手段更加多樣化
在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浪潮下，各國在經濟勢力強的部門和經濟狀況良好的時期推行自由貿易政策，而在幼稚產業或衰弱產業部門和經濟窘迫的狀況下實施保護主義政策。鑒于服務產品的非儲存性，產銷不可分離性，不容易監管等特殊性，各國都在保護著本國的安全，如限制外國服務提供者的數量，限制外商股權參與的比例，限制服務交易數量等。
1.2中國在世界服務貿易格局中的地位
國際服務貿易呈現以歐美為主的格局，發達國家在金融、電信、專業服務等現代服務貿易領域體現出更強的競爭優勢。從單個國家來看，美國在國際服務貿易中所占的比例較大，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務出口國，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務貿易盈余國。另外，在WTO公布的2006服務貿易出口排名數據當中，只有中國和印度是進入前十名的發展中國家。近年來，隨著中國服務貿易的不斷增長，其占世界服務貿易比重穩步上升。2006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達到914億美元，排名第8位，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3.3%；在進口者排名中，中國位居第6，服務貿易進口額達到1003億美元，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總額的3.8%。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市場高度集中，服務貿易進出口前十位伙伴國家（地區）占有3/4的份額。其中，中國香港、美國、日本為前三大服務貿易伙伴。
2波特“鉆石模型”對中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分析
20世紀9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開爾.波特在《國家間的競爭優勢》一文中對國家競爭優勢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鉆石模型”。波特指出，一國特定產業能否取得成功或者在國際競爭中獲得競爭優勢取決于四個關鍵因素：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和輔助產業的表現，以及企業組織戰略和競爭程度。這四項因素正像一顆鉆石的四個基本面，通過緊密結合形成核心優勢，構出了競爭環境所需的框架前提。此外，政府行為和機遇作為另外兩個輔助因素影響著上述四個要素，也對產業國際競爭力產生著影響。
2.1生產要素
生產要素包括基本要素和高級要素。基本要素主要有自然資源、地理條件、初級勞動力等。而高級要素有人力資本、知識和科學技術、服務業經營管理等。目前，我國自然資源和初級勞動力資源豐富，因此長期以來在國際旅游業、海洋運輸業和勞務輸出等資源和勞動力密集型服務產品的提供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但各服務業都在不同程度上缺乏高級資源要素。
服務消費在生產中完成，要求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存在某種形式的接觸，這就對服務貿易的人員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當今世界服務業的競爭受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等初級要素的影響越來越小的，反而對知識、人才、通信手段等高級要素依賴性卻越來越大。國際服務市場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力資本的競爭。中國的人力資本狀況就不容樂觀，尤其是新興服務貿易行業和知識型服務業所需要的外向型高級人才緊缺，培養機制不夠完善，這使得我國在當今世界服務貿易量大的金融、保險、咨詢和專有技術等知識密集型的服務領域處于劣勢地位。
2.2需求條件
一國服務貿易的擴張，必須基于充足的國內需求。波特的理論進一步強調了國內需求對競爭優勢的獲取所起的推動作用。本國的需求會推動產品質量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的改進，服務生產成本就會大大降低，市場國際化隨之加快，國際競爭力才會不斷提高。
在我國，以保險為例，由于保險種類有限，公民的保險意識較差，隨著金融服務市場逐步開放，外資保險公司不僅帶來了雄厚的資金、先進的技術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同時也帶來了嶄新的保險理念和眾多的保險產品，這極大地豐富了我國消費者的保險知識，刺激了他們對多功能保險產品和高層次保險服務的需求。作為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有足夠大的市場容量，這是其提升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有利條件。
2.3相關和輔助產業
相關和輔助產業為主導產業提供投入的國內產業，其發達和完善程度關系著主導產業的產品成本、品質和信息交流，從而影響主導產業的競爭優勢。一國的服務業就是一個大的關聯行業群。如運輸業的發展無疑會推動旅游業的進一步發展，而電信業的發展更是金融、保險和咨詢業發展的基礎。
我國服務貿易的支柱為運輸和旅游項目，以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服務行業國際競爭力較強，知識、技術密集型的金融、保險等行業與發達國家相比比較落后。服務市場結構過于單一，必然導致對某一市場的過度依賴，一旦該地區發生經濟波動就會對我國的服務貿易形成巨大沖擊。在國內地區結構觀看，沿海地區由于優越的地理條件和較發達的經濟體系，服務貿易規模較大，在運輸、保險、金融、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等領域有較明顯的優勢。中西部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限，其現有資源也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服務貿易所占的份額極小。
2.4企業組織戰略和競爭程度
國內競爭程度高的國家，企業所受壓力大，技術改進與服務創新的要求迫切，有利于建立國際競爭優勢。縱觀我國國內各服務企業，意識較為封閉與落后，甚至一些大型企業眼光仍然停留在國內，尚未實施跨國經營企業。另外，我國服務業長期處于一種競爭不充分的狀態下，壟斷經營現象嚴重，缺乏合理的市場競爭。如郵電部長期以來對我國基礎電信業的壟斷；即使有外資銀行的加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仍對我國商業銀行服務業的壟斷等。這種壟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服務業以及企業的創造能力和創新能力。
由于服務領域總體對外開放程度較低，影響了國外先進管理經驗和制度的引進，阻礙中國服務貿易的發展。另外，政府擬定政策制度，并組織實施和監督執行，而往往許多自然壟斷的行業由政府壟斷經營，其管制表現在對某行業的人為進入壁壘，過多的行業準入限制，遏制了服務業的充分發展。因此，大部分主要以國有成分為主的中國服務領域，缺少必要的市場競爭，降低了服務效率和服務水平，盡管一些服務部門在發展過程中經濟效益有所提高，但要真正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同樣會受到較嚴重的沖擊。
2.5政府行為和機遇
當今社會，政府的作用日益重要。政府要進行管理體制改革，引入外來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完善管理制度等優點，為我國服務企業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環境，促進企業的發展進步。加入WTO是發展中國服務業，提高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機遇，中國應積極支持國內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提高自身素質，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進而不斷提高中國服務貿易的競爭力。
我國服務貿易立法不完善，缺乏一些基本的行業性法規或法律，這樣會影響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的健康發展。再有，我國服務貿易管理仍存在有關職能部門在對外貿易管理上責任不明確，交叉管理，條塊分割現象嚴重等問題。此外，服務業由于管理落后造成對服務業統計不規范，對服務業的定義、統計范疇，以及劃分標準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及國際慣例不一致，使得統計數據在全面性和準確性上尚有一定的差距，這些都是阻礙我國國際服務貿易發展的主要因素，造成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的非均衡現狀。
3增強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建議
我國應大力發展國內服務業，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的有利于同國際服務貿易慣例接軌的軟件和硬件環境。積極開拓國際服務市場，促進我國服務貿易優化升級。
3.1加強服務貿易的立法工作，完善服務貿易管理體系
應客觀地根據我國國情、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服務貿易法律原則，構建我國服務貿易法律框架。中國作為GATS的成員國，應當以GATS為原則制度，國內有關服務方面的條文應該與國際法規相接軌，減少我國現行服務貿易法律與服務貿易總協定規范的沖突。以規范和約束國內市場的國際競爭。政府應及時對外公開立法法規、法律政策，并增加法規的可操作性，確切地落實到具體工作上。針對我國服務貿易管理仍存在的問題，應明確或建立國家統一的服務貿易綜合的管理機構，確立其管理的范疇，平衡各服務業主管部門的利益；明確服務貿易各行業主管部門應負職責，按照國際國內服務業行業的法規條文進行管理，統計和掌握本行業的情況。
3.2大力發展國內服務業，優化服務業行業內部結構，為服務貿易奠定堅實基礎
服務業的發展必然帶動勞動就業的增加，為國內創造更多就業的機會。同時，綜合國際服務貿易的趨勢、國際市場的需求和具有良好發展態勢的服務部門等因素，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改造傳統服務業。運用現代服務理念、經營方式和服務技術，著重改造勞動密集型的傳統服務業，提高我國服務企業的服務質量。應充分利用廉價勞動力優勢和專業技術優勢，對于能吸納大量勞動力的出口服務業要扶持其發展。同時，對于我國目前比較劣勢明顯，而且技術和知識含量高的服務產業，要給予財政和金融政策的大力支持，促進中國服務產業的結構調整和升級。
3.3內外并重，漸進有序地對外開放
開放國內服務業市場，推進壟斷行業管理體制改革，打破國家壟斷。通過競爭鼓勵創新，不斷提升服務企業的效率和國家競爭力。重視國內需求，積極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及管理、資金，積極引導外資投向服務領域。創造條件鼓勵國內服務型企業到境外投資，開辦市場，建立營銷網絡，提高國際服務業的市場份額。“引進來”和“走出去”相互結合，服務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將會得到一個新的發展。但就服務業部門之間而言，不可能沒有一點保護的開放，要采取適度的隱性保護措施，循序漸進。服務離不開國家的管理，實現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并不能完全脫離國家的管制，在公平競爭環境的前提下，中國實行貿易自由化應保持適度的原則，保護本國企業和國民的利益，有選擇，分步驟地開放我國服務市場。
3.4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提高人力資源的服務素質
目前，我國雖然人力資源充足，但熟練掌握國際規范的人才較缺乏，這無疑是影響經濟長足發展的薄弱環節。我國應高度重視專業人才的培養，建立健全服務貿易人才信息庫和人才服務機構，加大投入各種職業技能的培訓，提高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和品格素質，增加我國服務貿易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3.5以服務外包作為擴大服務出口的突破點
中國巨大的制造業市場、優質低廉的勞動力尤其是日益普及的通信設施以及入世之后在服務領域不斷加大的開放力度，使其成為承接跨國公司服務外包的重要目標國之一。2006年，我國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為299.93億美元，比05年增長了37.8%。在新一輪產業轉移和跨國公司全球生產要素重組中，我國可以通過承包軟件開發等遠程服務、招商引資、對外投資以及外派勞務等途徑，獲得外包服務，進一步發揮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知識結構多元化的優勢，提高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增加就業機會，促進我國更有效地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努力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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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高等服務要素稟賦狀況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02年11月12日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2002-2003年的微觀經濟競爭力在80個國家中排名為38，比2001年上升了5位。據專家分析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制度環境有所改善。然而影響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子指標國家技術水平的排名，中國從第53位下降到第63位，主要因為中國在人均專利數量、人均的信息技術投資、公司購買技術專利等方面與發達國家有較大的差距，并落后于發展中的印度和巴西。這是一個不好的信號。從發展前景看，一國服務貿易能否構建國家競爭優勢，關鍵取決于它是否擁有充裕的高等要素及其優越的要素生成機制。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電訊網絡、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機構和領先學科等高等要素的供給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競爭力還較弱，如1998年中國每千人擁有電話主線70條（注：世界銀行.2000年世界發展數據手冊[I].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66.），僅相當于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567條）的12%，全世界平均水平（146條）的48%；另外中國每百萬人從事研究與開發的科學家與工程師只有高收入國家的14%，發表于科技刊物的論文只有全世界的1.4%，高技術出口只有全世界的2.8%（詳見表1）。
表1中國部分高等要素供給狀況的國際比較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2000年世界發展指標》（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為世界銀行出版）數據整理。
另外，從表2可見，中國教育投入及接受教育機會的狀況雖改革開放后有很大進步，但與高收入國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都相差很遠。1997年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NP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國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別低3.1、2.5個百分點；高等教育占相應年齡組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國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別低53、13個百分點；用于每個大學生的支出占人均GNP的比重比高收入國家高出28.7個百分點，但由于中國人均GNP較低，所以其實際支出水平也是不高的；研究與開發經費僅占GNP的0.66%，更是低得驚人。可見，中國是一個高等要素比較貧乏的國家。
表2中國教育水平的國際比較
附圖
資源來源：同表1。
二、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結構與競爭力實證性國際比較分析
2000年中國在全球服務貿易中的排名由20世紀90年代初的20多名上升到第14名（世界銀行，2001），取得了很大進步。盡管如此，中國國際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仍然很弱，國家競爭優勢不強。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進出口結構尚待優化與升級
國際服務貿易中形成的出口結構是國際競爭力的直接表現。世界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是服務出口的主要國家，他們都在致力于改善國際服務貿易結構，主要表現為提高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比重。根據表3計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國家的商業出口占全世界商業出口的平均比重分別為4%、16%、80%，可見，高收入國家在國際服務貿易中幾乎一統天下。1998年中國商業出口占全世界商業出口的比重僅為1.8%，甚至低于1980年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外，從表中還可看到，收入不同的國家整體呈現出運輸百分比不斷下降，旅游特別是其他類百分比迅速增長的結構調整趨勢。而在這一整體趨勢下，收入不同國家的出口結構又是大相徑庭的，低、中收入國家其他類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比重偏低，而高收入國家的這一比重較高。中國作為低收入國家，國際服務貿易出口中旅游超過了一半的比重，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比重偏低，這種過分依賴自然稟賦的出口結構是相當脆弱和低級的，必須努力進行優化、升級，不斷提高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比重。
表3中國國際服務貿易出口結構的國際比較
附圖
資源來源：同表1。
以上分析的是出口結構，下面我們再考察進口結構。根據表4計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國家的商業進口占全世界商業進口的平均比重分別為6.6%、22.8%、70.6%，1998年這一指標分別為6.4%、16.8%、76.8%。結合表3數據，說明低、中收入國家的服務貿易總體處于逆差地位，而高收入國家的服務貿易長期處于順差地位。1998年中國商業進口占全世界商業進口的比重為2.2%，比出口高出0.4個百分點。從表中還可看出，低、中收入國家的運輸進口百分比遠遠超過高收入國家，而旅游與其他類服務進口百分比相對較低。中國服務貿易進口結構從目前看還比較均衡，但隨著中國加入WTO，服務貿易將逐步自由化，國際物流、金融、保險、計算機等服務的進口將大規模增加，原有結構將被打破，如不及時予以調整，整個服務貿易國際收支將會失衡。
表4中國國際服務貿易進口結構的國際比較
附圖
資源來源：同表1。
2.國際市場占有率有待提高
國際市場占有率是衡量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指標，它等于一國一種產品或服務的出口額與該產品或服務世界出口總額之比。根據世界銀行及《中國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計算，1990年中國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約為0.73%，1998年上升到1.8%，這樣的國際市場占有率是與中國整體的貿易地位不相稱的。即使我們自以為不錯的國際旅游業國際市場占有率也并不高，盡管自1980年以來該產業發展十分迅速，國際旅游收入由1980年的617百萬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2,602百萬美元，增加了19倍多；國際旅游收入占整個外貿出口的百分比也提高了2.5個百分點。然而直到1998年中國國際旅游業的國際市場占有率也才2.8%，而其他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的國際份額更是微乎其微。
三、優化中國國際服務貿易結構、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思路與建議
1.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機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給能力
我們應把競爭策略建筑在高等要素的優勢上，從而為中國國際服務貿易構建國家競爭優勢打下基礎。中國目前缺乏一種科學、合理的高等要素的生成機制，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機構和領先學科等要素的培育與發展，存在盲目擴張、急于求成的誤區，對高等要素質量的檢測與監督機制也不健全。作為一種全球趨勢，國際服務貿易對擴大社會就業、增加收入成效顯著。從短期來看，加入WTO與國內社會經濟利益存在一些沖突，譬如社會就業問題。因此，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機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給能力，促進國際服務貿易的長足進展，對于中國社會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至關重要。中國經濟規模和綜合國力日益提高，政府完全有能力也必須全力以赴地增加教育、科研投入，尤其是對高新技術項目的投入。同時還應建立和完善相互配套的科研評估與檢測機制，提高開發、研究質量，保證優秀成果盡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2.充分發揮政府的孵化、激勵作用，審慎建立國際服務貿易產業救濟和保護機制
政府對構建國家競爭優勢的作用除了體現在對科技進步的孵化上，還體現在對企業創造力的激勵上。國際服務貿易最發達的美國，其政府為了鼓勵服務出口，長期以來給予服務企業很多優惠，同時非常重視技術研究、開發與教育。服務貿易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國政府要加大對國際服務貿易企業尤其是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企業的政策傾斜與扶持力度，完善財政、信貸等優惠措施，輔之以積極的產業政策，努力提高中國國際服務貿易的整體國際競爭力。
另外，中國作為WTO成員已經承諾盡快實現相關服務貿易自由化，但目前中國在現代物流、金融、保險、計算機數據服務等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貿易方面勢單力薄，很難與外商抗衡，這對國內相關服務企業將造成直接沖擊。這種沖擊到底有多大，目前是較難預測的，不過，我們應該盡量多考慮困難，加快建立起國際服務貿易產業救濟和保護機制，做到有備無患。當務之急，中國政府要加快制定相關法律，同時要深入研究并合理運用WTO的“保障措施協議”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待遇條款，多方尋求法律、法規的支持，有理、有利、有節地保護中國弱勢服務行業。
3.穩步進行消費需求結構升級，提高服務消費比重
在信息社會，消費需求的導向效應更加強烈。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居民對一般商品消費的比重往往較低，而對高檔商品及商業服務的消費比重較高。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大幅提高，盡管中國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已降至50%以下，但中國居民對商業服務的消費需求還不是十分強勁，服務消費的比重偏低。任何國家產業競爭優勢的構建往往都以合理、高級的國內社會消費需求結構為基礎，如果一個國家的居民消費是以商品消費為主，服務消費比重過低，或服務消費的層次過低，那么該國的服務貿易根本就不可能形成國家競爭優勢。當今世界服務貿易強國的服務產業一般是首先在其國內形成競爭優勢，然后才逐步走向世界的。因此，入世后中國企業和政府應依托巨大的市場需求，努力引導居民優化消費需求結構，提高服務消費的比重，為中國服務貿易國家競爭優勢的構建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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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滬港服務貿易比較
隨著服務業的迅速發展，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逐漸提高。國際經驗表明，發展服務貿易對優化產業結構尤其是貿易結構并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就業水平、增加城市綜合競爭力等方面都具有積極的意義。服務貿易的發展實質就是一國或者一個城市服務業國際化過程，也是應對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現代服務貿易的發展以一國或城市服務業的發展水平為基礎，其核心是信息、金融、電信等高附加值行業領域。服務貿易的發展情況逐漸成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標志。因此，國際發達地區以及城市越來越重視服務貿易的發展，以此提升其綜合競爭力。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上海和香港的服務貿易發展也逐漸開始引人注目。
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的服務貿易從無到有，由小到大，行業領域不斷拓展，經濟總量有所提高。面臨國際服務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歷史機遇與挑戰，上海要以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和優化為指導方針，在加快貨物貿易發展的同時，提升服務貿易的質量和效益水平，不斷提升上海的競爭力和輻射力。香港作為國際區域經濟中心城市，不僅貨物貿易發達，而且服務貿易發展迅速，總量較大。CEPA的實施也將為上海發展服務貿易帶來巨大的機遇，但同時也面臨諸多挑戰。在發展現代服務業的趨勢下，很多人提出要借鑒香港的發展經驗。其實比較分析滬港兩地的發展模式之后，上海與香港在服務貿易的延展上各有千秋，產業布局上也是既有梯度，又能互補。本文通過比較滬港兩地服務貿易發展的情況，以香港有益的經驗為借鑒，提出上海與香港服務貿易通過合作實現共贏發展的戰略構思。
區位經濟特征及城市定位比較
（一）港——對外依附，非獨立的經濟結構
香港土地總面積1098平方公里，總人口接近700萬。香港位于太平洋地區海、空交通要沖，北依內地珠江三角洲，是個典型的港口城市。香港是亞太航運樞紐，地理位置得天獨厚。香港交通發達，京九鐵路、廣九鐵路直達九龍車站，將香港和內地直接連通；區內地鐵、輕鐵貫穿南北，將香港島與九龍半島連成一片。公路、鐵路、水路和航空港構成香港四通八達的運輸網絡，是我國通向世界的重要樞紐。但由于自然資源缺乏，香港一直以來都以服務業作為經濟的支柱。而良好的區位優勢則使香港成為世界經濟、貿易、金融的集聚地。
從近幾年香港服務貿易的發展來看，主要是離岸貿易發展增值商貿服務模式。在香港服務輸出各主要服務組別當中，“商貿服務及其它與貿易相關的服務”組別最為重要。2003年，該組別中的89.5%是與離岸貿易(即“商貿服務”及“與離岸交易有關的商品服務”)有關。香港這種以離岸買賣貨品的形式對外輸出服務的方式，將各類商貿支持服務進行整合，促使提供高增值服務的貿易商發展。基于香港地理位置優越，基礎設施完善，強大的服務業與低稅率自由貿易政策，加上法律制度健全，熟悉內地和海外市場的香港貿易商可以在服務貿易中提供包括授權、、認證、設計、技術支持、融資等一系列商貿活動。這種轉變單純的以貨物運輸傳統的港口服務貿易模式，為基于離岸貿易提供更具增值性商貿服務的服務貿易模式，使香港成為更具國際競爭力的國際采購中心。
（二）滬——對外輻射，相對獨立的經濟結構
上海是我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是我國最大的經貿中心，也是國際著名的港口城市。上海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近代上海開埠后，憑借其地理、經濟等方面的綜合優勢，取代廣州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第一大港和我國舉足輕重的經濟中心城市。上海是我國的工業重鎮，門類最齊全，工業總產值最高；而且一些跨國公司和國內企業的研發中心也設在上海，目前，上海正處在建設“四個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關鍵的戰略機遇期，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越來越快，對加快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發展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上海服務貿易的發展只處于起步階段。
但是，上海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區位優勢仍是明顯的，具體體現在：地理位置優越，上海是當前我國最大的國際經濟中心城市，位于長江入海口、我國海岸線中部，是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龍頭”，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支撐腹地廣闊，上海擁有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廣闊支撐腹地，從更宏觀的層面看，我國廣大中西部地區也可視作其腹地，這為上海發展現代服務業提供了一個巨大的舞臺；國際區位優勢突出，從20世紀下半葉以來，亞太地區正在形成一條由東北向西南傾斜的經濟長廊，上海正好位于其中心部位，而且在該經濟長廊的諸大城市之中，上海擁有完善的工業體系和發達的科技教育，市場容量最大，商業機會最多。
產業結構形成軌跡比較
（一）港——順勢而為
從經濟發展的軌跡來看，香港產業結構的演進帶有很大的隨機性。不但產業發展的總體戰略不明確，各個時期各類產業各個行業調整的主線也不清晰，處于自發的變動狀態中。一個突出的例子是，20世紀80年代世界掀起了發展高科技的浪潮，但香港卻顯得“漫不經心”或“力不從心”。香港政府仍然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無論對于主導產業或發展產業，還是衰退產業，都一律實行平等的財稅政策，對那些急需扶植的高技術行業，也仍然以“量入為出”的原則行事，乃至于1997年之前，香港政府甚至從沒有動用財政撥款去支持科技開發。
（二）滬——政府作用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制定了“三二一”的發展戰略，即最優先發展第三產業，把第三產業在經濟份額中的比重像很多國際大都市一樣提到70％以上。但在10多年的實踐之后，上海發覺自己還要考慮很多因素。于是，上海決定將產業重心向第二產業回歸。過去“三二一”產業發展的排序已轉變為目前的“二三產業共同推進”發展戰略。
2004年，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公布《2004年上海產業發展報告》，將上海市委、市政府關于工業和商業發展的戰略觀點、戰略重點、戰略決策和戰略部署公布于眾，目的為引導投資和企業決策。其中“優先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裝備制造業升級。以電氣行業和船舶行業重組為突破口，形成一批投資主體多元化、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新型裝備集團”的發展思路赫然列在其中。上海的十一五規劃中，社會投資總量為1.5萬億至2萬億，而投資的三個重點之一就是制造業基地。“先進制造業”被定位為上海新經濟增長點。
進入2005年以來，上海服務業的發展又呈現出一系列變化：上半年服務業增長率上升到9.6%；服務業利用外資的數量超過制造業利用外資，說明經濟驅動發生變化，服務業迎來發展機遇；上海經濟亮點之一的高新技術產業中，很大一塊可歸入生產者服務業；從服務業產業結構來看，出現了多個新亮點，如信息服務業、專業服務業、會展旅游業、現代物流業等，服務業也開始形成特色產業、支柱產業；服務業空間結構發生變化，出現了產業聚集區、聚集帶，一些市郊的經濟開發區也開始向服務業轉變；服務貿易勢頭不錯，上海的服務貿易占全國服務貿易的18.2%。這些變化清晰地表明上海經濟在今后一個時期的產業架構、新增長點和發展趨勢，大力并且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是上海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戰略選擇。
從一系列上海政府官方文件可以看出，上海在不斷調整發展方向，從一開始的“三二一”產業發展的排序一度轉變為“二三產業共同推進”發展戰略，再轉變為目前的“大力并且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長期以來政府實施政策導向，而非企業自主、自發的要求推進二、三產業的發展，所以上海在發展了一圈之后，又重新提出了對現代服務業的重視來拉動上海經濟的發展，同時還要發展先進制造業。因此，上海在對第三產業的發展問題上，還有一個認識、摸索和調整的過程。
共
服務貿易發展制約因素比較
（一）港——基礎薄弱
香港服務業相對膨脹，其它產業相對萎縮，使香港經濟結構出現了某些失衡狀態。1997年金融危機后，香港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暴露出來，導致了泡沫經濟的破滅和經濟的衰退，使香港的國際競爭力急劇下滑，由1998年的綜合競爭力排名全球第3位下降為2004年的14位。亞洲金融危機后香港經濟陷入衰退和通貨緊縮的原因可歸結為：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香港附加值低的制造業開始轉移到中國內地南部以降低成本和開拓國內市場，在香港重點發展服務業，結果使當時在香港的制造業工人，由90萬人減少到25萬人，而香港企業在內地雇用人員則多達500萬。
制造業的北移，雖然使企業獲得更多利潤，卻造成兩種負面結果：一是使香港經濟在90年代出現了產業空洞化，不僅損害了過度依賴金融服務業和地產業的經濟增長潛力，也因香港產業基礎薄弱，服務業發展缺乏根基而危害了服務業本身。二是內地制造業豐厚的經營利潤使企業從事科技創新的動力不足。同時香港又奉行對經濟的“不干涉”政策以及不重視對科技研發的投入，使香港制造業升級和經濟調整緩慢，整個經濟更加依賴服務業，尤其是地產業和金融業。服務業的迅速發展應以第一、二產業為基礎和前提，一旦服務業失去了服務對象，就會變成無本之末，表現出不穩定性和脆弱性，而以提供境外服務為主的服務業更易受到外部的沖擊和影響。
（二）滬——體制、人才制約
上海部分服務貿易產品價格市場化程度不高，雖有一定浮動但基本在國家行政管理控制之下。部分行業的準入限制較多，通信、鐵路和航空運輸等，難以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優勝劣汰，提升自身競爭力。另外，相對制造業而言，上海服務貿易的開放時間較晚，參與國際競爭的經驗不足。但隨著我國相繼履行加入世貿組織的各項承諾的實施，銀行、保險、證券、電信服務、分銷等服務貿易部門逐漸開放，將有助于我國的服務貿易企業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經驗，打破部分行業壟斷局面，提高服務貿易發展潛能，增強國際競爭力。
法律法規不盡完善也制約上海服務貿易的規范化發展。中國大陸沒有制定涉及服務貿易的一般性法律，部分領域的法律法規仍是空白，目前主要依靠政府職能部門的規章和文件來對服務貿易的發展進行規范。這些規章和文件立法層次低，而且缺乏協調，影響服務貿易立法的統一性和透明度，制約了服務貿易的規范化發展。近年來，隨著《海商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民用航空法》等法律法規的頒布，我國在涉及服務貿易領域的立法有所改觀，但總體來看仍有待完善，需做進一步的努力。
專業人才缺乏是上海服務貿易發展面臨的主要瓶頸。近年來，滬上服務業就業人數增長較快，但會計師、精算師、律師等高層次的專業人才仍然比較缺乏，這也直接導致上海在金融、保險、咨詢、計算機信息服務、廣告宣傳和電影音像等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型的服務貿易行業發展相對滯后，而這些行業是當今國際服務貿易發展的主要領域。上海要加快發展服務貿易，提高服務貿易出口附加值，首先要加快高層次專業人才培養。
服務貿易發展的驅動機制比較
對于一個城市服務貿易的發展，戰略定位和比較優勢都具有相當的外部性，而產業驅動機制則具有內生性，這其實也是滬港兩個城市服務貿易發展的核心動力。研究表明，如果要尋求上海和香港服務貿易發展最根本的不同點，研究驅動機制的不同點是最主要的。
（一）港——知識驅動
知識型服務業是香港競爭力的核心。知識型服務業是指主要依賴于專門知識和技能的公司和組織，為社會提供以知識為基礎的中間產品和服務的產業。主要由生產型知識服務業和消費型知識服務業所構成。其中生產型知識服務業主要包括會計服務、金融服務、保險服務、法律服務、咨詢服務、研發服務、通信服務、建筑設計服務、技術工程服務、物流服務等；消費型知識服務業主要包括房地產服務、教育培訓服務、出版和媒體服務、文化娛樂服務、醫療保健服務、環境服務等。
香港近期以來走的就是知識經濟驅動型的服務貿易體系。世界范圍內知識經濟的興起對香港的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近幾年，香港的主要功能已開始轉到“知識引進”和“知識傳播”上來，而知識型服務業正是實現這些功能的載體。香港早就明確提出了以大力發展知識型服務業為主要內容的建立“知識型城市”城市發展戰略。截止2002年，香港服務業已占GDP的86%，并同時提出了要把發展知識型服務業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的構想。可以說，知識型服務業的發展水平，已是當前衡量香港經濟活力和競爭力高低的主要指標。
（二）滬——生產驅動
上海具備生產業驅動型的服務貿易體系。上海城市定位和發展目標中，本身就蘊含著對發展生產業的要求。上海確立的建設國際四個中心的城市發展目標，其中金融、貿易、航運三個中心均屬于生產業的領域，主體是為生產發展服務的。與香港相比，上海發展生產業有著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和發展機遇。以生產業為主的驅動模式，是由上海特有的產業基礎所決定的，國際產業的全球轉移又為上海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重大機遇。這些優勢和機遇在前文所述整合效應的作用下，共同形成了上海區別于香港服務貿易戰略發展模式。
滬港服務貿易合作的動力和意義
通過對滬港各自服務貿易發展模式的比較分析，可以發現兩地在服務貿易發展上各具特點、優劣并存。總體而言，香港服務貿易更發達、服務水平更高、市場制度更健全、更符合國際標準，在金融、銀行、保險、法律、會展、影視、廣告、物流等方面都具有很高水平；但是香港目前卻面臨著服務市場窄小、發展空間有限、且營運成本高的問題。
從理論上來看，服務貿易的發展必須依附于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較大的經濟規模。上海經濟已連續11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速度，具有區域性金融、貿易、制造中心的功能，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項目的實施，重要基礎設施投資力度進一步加大，而這些大規模經濟建設的乘數效應將帶動現代服務業中許多行業的快速發展，這為香港服務業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通過提供一系列的配套服務可帶動香港經濟發展。上海服務業目前還處于發展初期，雖然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2年已達到50.95％，但其服務層次、服務范圍以及服務品種都處于較低水平，所以，上海可借助香港在現代金融、商業、物流以及服務中心的優勢，加快整體軟件建設，以促進發展。
由此可見，滬港合作的動力和意義很大。由于兩地經濟特征具有互補性，可通過合作達到取長補短、優勢互補的作用；兩地在某些優勢領域的合作（如金融、貿易），有助于兩地優勢領域總體水平的提高，形成整體競爭優勢；鞏固和提高其作為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龍頭城市的核心地位，成為兩大三角洲和全國經濟發展的引擎。隨著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開放程度的加深，上海與香港要想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中贏得優勢，必須摒棄傳統的“零和”競爭模式，吸收新的“雙贏”模式，通過加強合作，取彼之長，補己之短，充分發揮各自優勢。
通常，在開放經濟的環境下，任何一個地區的服務貿易都不可能在價值鏈的每個環節上都有優勢，也不可能都處于劣勢。服務貿易要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必須權衡考慮價值鏈中的每一個環節，保留和控制自己處于優勢的環節，對處于劣勢的環節則可以通過聯合、合作等形式發散出去，這樣有利于利潤最大化和經營目標的實現。按照上述觀點來看，滬港兩地可以充分發揮各自在服務價值鏈不同環節中具有的優勢，并通過合作取長補短，實現“雙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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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向關聯度與服務貿易發展:定量比較
以下定量考察中，研究主要在綜合考慮發展階段差異、雙邊國家在服務貿易中所處相對地位差異等基礎上，對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和服務貿易發展基本情況及其變化規律展開定量描述。為保證結論的可靠性，根據數據可得性，實證研究考察樣本國家包括22個發達國家以及25個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發達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國、韓國、愛爾蘭、意大利、以色列、日本、荷蘭、盧森堡、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和美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包括:阿根廷、巴西、捷克、智利、中國、中國香港地區、愛沙尼亞、希臘、匈牙利、冰島、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羅馬尼亞、墨西哥、新西蘭、俄羅斯、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南非、泰國、土耳其和波蘭。具體指標構建中，在同時考慮進口和出口兩個方面的基礎上，服務貿易發展規模衡量用總進出口表示，簡記為sertrade。核心變量包括兩個方面:①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prod－conn)。用一國對其他國家制造出口/全球制造總出口比例加上從各國制造進口/全球制造總進口比例表示。②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serrd－conn)。參考Shih等研究，重點從各國經由國際貿易所形成的對內和對外知識外溢角度，借鑒社會網絡分析方法，通過知識外溢矩陣對各國家或地區在創新網絡組織結構中的外向關聯度加以考察。首先對知識外溢的衡量方面，研究主要依據Coe［11］基于國際貿易途徑下的知識外溢構造思路，基本關系表述為:Spill－outijt=wijtRDit。其中，Spill－outijt代表i對j的知識外溢規模。wijt代表i國知識外溢到j國的相對可能性，具體用i國對j國出口占i國全球總出口比重表示。另一方面，突破Coe［11］等代表性研究采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間接體現一國創新能力做法上的局限，這里更直接關注了一國創新能力的真實狀況。即針對基本關系式中RDit所反映的i國t期知識存量規模，研究以不變價格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內總研發經費支出(GERD)為基礎來構造。更具體而言，結合OECD數據庫提供的、以2000年不變價美元為基準且經購買力平價匯率換算過的數據，研究選取了時期較早且能保證數據完整性的1988年為基期來確定初期資本存量。
進一步設定折舊率水平為10%，進而采用永續盤存法，獲得歷年各國研發知識存量。類似地，外部知識獲得(Spill－inijt)本質上與知識外溢是一樣性質，只不過是從反方向來考察一國獲得外部知識溢出的潛在規模狀況，在上面基本關系式基礎上，這里權重wijt代表i國從j國的進口與j國總出口比例，RDit為j國t期知識存量規模。最后，基于前述一國對其他國家知識外溢(Spill－outijt)和一國從其他國家獲得外部知識(Spill－inijt)，分別構造包含n個國家的知識外溢矩陣M－OUTn×n和外部知識獲得矩陣M－INn×n。分別計算外向度水平(out－degreecentrality)和內向度水平(in－degreecentrality)。進而對每一個國家或地區，將外向度和內向度水平值求和，即代表了其在全球創新網絡組織結構中的相對地位和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水平。對數化處理由表1可見，隨著時間的推移，雙邊服務貿易規模(sertrade)、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prod－conn)和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水平(rd－conn)大多存在不同程度提高。僅有例外情況是在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間合作所形成的“北北型”合作關系中，完全核心國家間雙邊服務貿易總量規模水平和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水而有所降低①。這在一定程度上凸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合作所形成“南北型”合作關系下的相關指標增長，才是構成總體指標增長的主要原因。當然從絕對規模比較來看，還是“北北型”合作關系要顯著大于“南北型”合作關系下的表現。進一步結合完全核心國家間與非完全核心國家間(具體包括核心與國家、與國家間兩種情況)服務貿易分類比較可見，三個指標也均是完全核心國家間平均水平要顯著高于非完全核心國家間。顯然，完全核心國家間更優異表現除得益于美、日、德所扮演領頭羊角色影響外，還得益于中國和印度兩個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增長。
二、經驗實證結果與解釋
1．變量選擇和來源說明在定量考察基礎上，下面借鑒學者Kox等［2］類似研究處理方法，通過對能較好處理雙邊貿易發展問題一般引力模型所涉及影響因素的必要拓展，重點關注了外向關聯度影響，設定具體回歸方程形式如下。，為其他待估參數;coungdp、partgdp代表引力模型構建必需的雙邊國家市場規模大小，disij則代表引力模型構建必需的雙邊地理距離，Zijt為一系列控制變量，εijt為隨機擾動項。為降低異方差影響，對除虛擬變量外的其他變量均作了對數化處理，ln為對數化符號。參考LejourA①、KoxH②等研究，其他控制變量的選擇和衡量如下:①人力資本(hr)。人力資本素質高低不僅會影響雙邊服務貿易的發展規模，更有可能影響服務貿易質量。這里用每千名雇傭人員中的研發人員數表示。②通訊基礎設施(commu)。相比貨物貿易，便利通訊對具有無形性特征的服務貿易發展而言是更重要基礎條件。此處用每千人網絡線路保有情況表示。③文化與法律制度環境差異。為降低服務貿易發展中的諸多不確定性，是否具有相同的文化與法律制度環境也至關重要。研究通過設置如下虛擬變量來考察:clang表示雙方是否具有共同語言，是為1，否則為0，其體現了合作雙方的歷史文化淵源。cleg表示雙方是否具有共同的法律淵源，是為1，否則為0;rta表示雙方是否同在某區域一體化組織，是為1，否則為0。這兩個變量不同角度體現了合作國家之間的法律制度環境相近性。④共同地理邊界。盡管共同地理邊界對雙邊貨物貿易流的促進作用已得到較多認可，但該方面因素對服務貿易的影響仍有待考證。這里同樣通過設置虛擬變量考察，即如果雙邊接壤，則contig=1，否則contig=0。數據來源中，核心指標衡量原始數據主要來自OECD官網數據庫。其他指標數據中，雙邊制造貿易發展數據主要來自聯合國貿發會議組織數據庫(UNCOMTRADE)，通訊基礎條件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DI數據庫，文化與法律制度環境、經濟地理因素等控制變量數據則主要來自CEPII數據庫。
2．估計結果和解釋實證方面，鑒于部分國家雙邊服務貿易統計數據存在一定程度缺失，由此導致因變量可能存在“截斷”(truncation)問題，因而采用面板Tobit回歸進行估計更合適。考慮到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rd－conn)與因變量雙邊服務貿易水平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研究最終采用的是兩階段IV－TOBIT估計。對工具變量的選擇，由于需要保證它們與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緊密相關，同時又要滿足與服務貿易水平不直接相關，因此，研究主要借鑒Lewbel［12］方法，即構造關鍵自變量與其均值差值的三次方項表示。由表2回歸結果來看，在總體估計方程Ⅰ基礎上，估計方程Ⅱ進一步考慮了可能存在的內生性作用。對比可見，在相關變量影響未發生根本性變化基礎上，顯然考慮內生性作用下的工具變量估計使得方程整體擬合情況有了進一步改善。在總體樣本考察基礎上，出于穩健性要求方面的考慮，研究同時結合不同維度下的樣本分類，同樣采用兩階段IV－TOBIT估計做了進一步分析。總體來看所有方程整體擬合情況均較好，大多數變量都通過顯著性檢驗并與實際相符。作為引力模型構成中的基本變量，無論總體回歸還是分類子樣本回歸，雙邊國家市場規模影響(coungdp、partgdp)大多都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地理距離(dis)作用則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關注核心變量作用，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prod－conn)邊際影響在所有方程中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由此證實價值鏈國際分工格局下，雖然不同國家和地區最早可能突出表現為基于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參與其中。但以此為切入點，得益于制造和服務活動之間緊密的產業關聯特性，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的提升還是能夠對一國服務貿易總量規模增長形成明顯推動作用的。進一步分類比較可見，隨著時間的推移，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邊際影響還有所提升。
分類樣本考察結果中，雖然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影響在“南北型”合作模式和“北北型”合作模式下均為正，邊際影響差別也不是很大，卻不能簡單地認為兩者實質上是等同的。因為“南北型”合作模式下，發達國家基于維護自身利益方面的考慮，在價值鏈國際分工格局下，會極力控制甚至阻礙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沿價值鏈的升級。受此影響，發展中國家參與價值鏈國際分工存在的鏈內“固化”風險是最大不利因素，其會顯著削弱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水平提升帶來的邊際促進作用。在此處比較結果中，即表現為“南北型”合作模式下的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影響，并沒有表現出明顯高于“北北型”合作模式下影響的特點，甚至還略低一些。進一步比較而言，基于完全核心國家間雙邊貿易與非完全核心國家間雙邊貿易劃分下的考察結果則顯示，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提升對完全核心國家間雙邊貿易發展的邊際促進作用要顯著小于非完全核心國家間雙邊貿易發展。由于居于核心圈的主要是美、日和西歐等發達國家，其經濟結構的服務化水平已相當高，在邊際效應遞減規律的影響下，核心國家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水平提升并不會更高效促進雙邊服務貿易的進一步發展。這也揭示了核心圈內國家大力拓展合作關系，導致價值鏈國際分工不斷在更廣空間范圍內擴張的部分緣由。而從另外角度理解，拓展國家之間基于價值鏈國際分工下的合作關系，不僅能夠降低居于核心圈美、日和西歐等發達國家的鏈內“固化”風險，也能夠實現國家之間的“雙贏”。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rd－conn)水平提升邊際影響也都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與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提升在分類樣本考察下的影響作用特點類似，隨著時間的推移，其邊際影響不僅在兩個階段均為正，且同樣有所提升。分類情況下的比較結果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北型”合作模式下，發展階段差異決定了對其中代表“南方”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水平提升不僅意味著其能夠更好獲得相對稀缺、主要來自“北方”國家的外部知識溢出，同時意味著其自身不斷提升的外溢知識吸收潛能。在以上兩方面共同作用下，比較結果最終也表現為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水平提升，在“南北型”合作模式下的邊際影響作用更突出。分類比較結果還可見，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提升，反而表現出對完全核心國家間雙邊貿易發展更高水平的促進作用。由于此處核心國家包括印度和中國，正是這兩個國家各自通過發揮要素稟賦和規模經濟等后發比較優勢并由此融入核心圈，最終使得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邊際影響在完全核心國家間雙邊貿易發展中的表現反而略高一些。
三、結語
基于跨國面板數據，研究通過經驗實證，探討了開放條件下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與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對雙邊服務貿易發展的影響。主要結論性觀點證實，隨著制造外包活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特點的增強，一國或地區制造活動外向關聯度提升愈發表現出對其服務貿易發展的顯著推動作用;服務創新網絡外向關聯度提升的推動作用亦表現得更突出，尤其對“南北型”合作模式下發展中國家服務貿易的增長作用。同時在勞動關系管理中引進服務理念———建立和諧、共贏的勞動關系［13］。根據結論，研究得出以下啟示:①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更充分釋放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提升帶來的推動作用是重要的。因為它仍會在較大程度上影響其服務貿易發展水平，進而決定發展中國家突破低端鎖定陷阱并沿價值鏈攀升的可能。②較高地域集中性是中國制造環節生產活動外向關聯度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在進一步發展中，應重視兩方面突破:其一，以戰略新興產業發展為契機，繼續加強與美歐等發達國家在高技術密集制造領域內的合作，以此帶動高端服務發展;其二，深化同毗鄰發展中國家間的分工合作，為本土經濟轉型升級騰出更廣闊空間。③本土服務領域創新能力的顯著提升將決定我國同發達國家在服務環節創新活動外向關聯度層面互動影響的主動性。
作者：高永祥單位：金陵科技學院學生工作處
1.1數量逆差我國留學生人數平均每年以20.37%的速度增加，而來華留學生的平均年增長速度僅為11.29%。兩者之間存在差距，導致我國教育服務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在校生規模在全世界范圍內是最多的，已經達到2000萬。OECD規定的一國的外國留學生人數應占本國在校大學生人數的3%，以此為標準，我國每年招收的留學生人數應該在60萬人左右。然而，就算是拿我國招收留學生最多的是2012年進行計算，也只是完成了標準的54.72%，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2011年我國出國留學的人數是33.97萬人，2012年留學學生人數更是經歷了大幅度的增長，出國留學人數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值，為39.96萬人次。
1.2金額逆差近年來，隨著來華留學生人數的不斷增加，尤其是不斷增加的自費留學生人數，給我國的教育服務貿易帶來了很多的收益，但是，該收益和我國留學生在國外的消費相比還是有著巨大的差距。1997年我國修訂了《自費來華留學生收費標準》（以人民幣計算）為：①文科類專業:本科大學生14000-26000元/學年；碩士研究生，18000-30000元/學年；博士研究生22000-34000元/學年；短期生，學習時間為一個月的，3000-4800元，學習時間為三個月的，8000-10000元。②理科和工科類專業在文科相應類別學費標準的基礎上上漲10%-30%。③醫學、藝術、體育類專業在文科相應類別學費標準的基礎上上漲50%-100%。④專科生和普通進修生按照本科生標準進行收費；高級進修生按照碩士研究生標準進行收費；研究學者按照博士研究生標準進行收費。按此標準為依據，再加上其他的生活費、旅游費等費用，每個在華留學生每年大約需要花費5-6萬元人民幣，以年均在華自費留學生的上限25萬進行計算，每年由此得來的外匯收入也僅為125-150億元人民幣。
1.3學歷和學位的國際認可度低盡管我國的教育事業自從改革開放后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但是教育質量和水平仍然落后于發達國家。自從加入WTO，我國政府先后與5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關于相互承認高等教育學歷和學位的協議》，目的就是為了提高我國學歷和學位的國際認可度。即便如此，由于高等教育中各個院校有權制訂各自的錄取標準，因此，每個國際留學生想要進入自己理想的某所國外院校就讀，光是政府方面的資格保證是不夠的，還需要該院校的認可。目前在一些發達國家，并不完全認同我國的學歷和學位，客觀上導致了我國的留學畢業生在國外很難就業。同時這也是造成我國教育服務貿易進口規模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2我國教育服務貿易存在的問題
2.1教育投入不足盡管我國一直倡導“科教興國”發展戰略，但是直到2013年，我國財政性的教育投入仍然沒有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4%，我國的教育投入還是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教育投入。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我國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提高全民教育水平的機會會減少，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資金更新高等教育設施，無法滿足我國高等教育與科研的需求，同時教育投入的不足也不能及時的壯大師資力量，客觀上造成了我國的高等教育難以有效形成對外的吸引力。2010年我國高等學校師生比達到了1:11，與德國的1:3、臺灣的1:2相比較而言，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明顯不足。
2.2獎學金激勵制度受益面不大發達國家之所以能有效吸引國外留學生來本國留學，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有健全的獎學金激勵制度。例如，美國為留學生提供的獎學金覆蓋大學本碩博全部階段，學生想要拿到獎學金，只要符合相關規定即可實現；日本對留學生的獎勵也是有很多種類的，每年都會有一半的留學生獲得各類獎學金。相比之下，我國在獎學金激勵制度方面還存在著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目前只對公費留學生提供政府獎學金，自費留學生則很少會享有獎學金。除此之外，有很多相關機構和企業等都存在著資金短缺的問題，再加上沒有意識到獎學金激勵制度的重要性，幾乎不會為外國留學生提供專項獎學金，客觀上制約了各國留學生來華留學。
2.3醫療保障制度不完善到國外求學的留學生，需要綜合考慮個人的學費支出和生活開銷，以免給自己增加過多的負擔。對他們而言，得到完善的醫療保障制度，就是一種合理的解決方法。在這個方面很多發達國家都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的模式，比如在英國醫療保障制度就十分完善，只要留學生留學超過6個月就可以享受該國健康體系的免費服務。反觀我們國家，從2003年起才開始為享受政府獎學金的來華留學生購買醫療保險，至今也沒有為自費留學生爭取同樣的權利，雖然規定自費留學生可以購買任何公司的保險，但是對于大多數自費來華留學生而言，這種做法對他們顯然缺乏足夠的吸引力。
2.4專業學科要素稟賦和優勢分布不均衡在專業學科方面，歐美等發達國家針對留學生而設置的專業齊全，而我國為留學生所開設的專業僅有200多種，而且主要集中在具有我國特色的文化專業上，比如中醫、戲曲等，比較少設置理工科、藝術體育類等專業，新興技術學科和商業學科更為薄弱。專業學科分布的不均衡，也是導致我國教育服務貿易出現“逆差”的重要因素。
3促進我國教育服務貿易發展的對策
3.1政府宏觀支持我國應盡快建立健全教育服務貿易的法律法規體系，在保護我國合法利益的前提上，使之能符合國際教育服務貿易的發展要求。通過這種方式將國際教育服務貿易的優惠條件、稅收條款等以法律法規的形式確定下來，如此一來，不僅貿易透明度會增強，我國的國際教育服務貿易也能更加的法制化。現階段我國針對來華留學生的綜合保險的主要對象還是在華享受政府獎學金的留學生。來華的留學生中，有90%的為自費留學生，這也就意味著，這些自費留學生需要自費解決自己的醫療保障，這與我國大力發展國際教育服務貿易的初衷是相違背的。所以，我國必須要完善來華留學生的醫療保障制度，以維護來華留學生的利益。與發達國家通過多種渠道為留學生提供豐富獎學金的做法相比，我國對留學生獎學金的激勵程度可見一斑。所以，我國也應該學習別人的成功經驗，一方面由政府出資設立獎學金；另一方面，從社會上籌集資金設立專項基金，雙管齊下，以便為來華留學生提供學習和生活上的幫助，從而吸引更多留學生來華留學。
3.2增加教育投入，促進教育投資多元化合理利用外資對我國高校的投資。引進國外的科研經費進入高校不僅可以彌補國內高校科研經費不足的問題，也可以幫助企業和高校建立聯系。由于我國在教育投入和實際需求上有著很大的差距，要想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大力的發展民辦教育，鼓勵更多的民間資金投入到教育行業當中。如此一來不僅滿足了國內的教育需求，也有利于我國形成健康有序的教育服務市場，從而提高我國教育質量，增強我國教育服務貿易的出口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