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2-25 15:12:06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污染管理論文，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關鍵詞：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范圍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是基于環境污染賠償責任的一種商業保險行為，是以排污單位發生的事故對第三者造成的損害依法應負的賠償責任為標的的保險。在這種保險機制中，排污單位作為投保人，向保險公司預先繳納一定數額的保險費，保險公司則根據約定收取保險費，并承擔賠償責任，即對于排污單位的事故給第三人造成的損害，直接向第三人賠償或者支付保險金。隨著現代工業的蓬勃發展和科學技術存在的局限性，即使是正常的生產作業也可能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巨大的損失。而環境污染責任的認定實行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就形成了污染企業對受害人的侵權之債。但由于環境污染損害往往會造成近天文數字的賠償金，侵權企業常常無力負擔，為了適當轉移和分散這種污染賠償責任，從而既使污染受害人能夠得到補償，也確保生產單位的經營活動能夠繼續進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機制應運而生。
一、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構建的理論支持
1.環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濟到社會化救濟
由于當代社會環境侵權行為的特殊性，不論是侵權行為法遇到的理論困境還是現實問題，都導致在解決糾紛、填補利益的過程中面臨諸多問題，要擺脫上述困境，就必須超出“損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擔，要么由受害人自擔”的狹隘眼界，構筑環境損害賠償社會化制度，即環境侵權所產生的賠償責任不再由加害人獨自承擔，而是還要由國家、社會、法人組織或者社會上不特定的多數人來分擔賠償責任，使“傳統的自己責任、個人責任原則下的損失轉移轉化為現代的社會責任原則下的損失分配、損失分散”[1]，將環境侵權行為所生損害與責任保險、社會安全體制等密切銜接，從而使環境侵權損害的填補不再是單純的私法救濟，既及時、充分地救助環境受害人，又避免環境加害人因賠償負擔過重而破產。
2.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貫徹
可持續發展實際上需要有效地解決經濟效益、生態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沖突。國家通過環境法來為環境污染或環境破壞設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對經濟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經濟、促進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污染的發生不僅頻繁而且后果嚴重。單個污染企業承擔責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環境損害往往得不到應有的賠償。為分散企業環境污染賠償責任，最大限度地保護受害者。盡量減少社會和國家的損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國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實現更加抽象的社會正義。
3.和諧社會實現的保障
發展保險業是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諧社會的構建著眼于方方面面，對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實現是其追求基本價值之一。如前所述，環境責任保險制度就是對復雜的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的一種合理機制。這一制度的構建不僅可以分攤污染者的賠償責任，避免他們因無力賠償而即將面臨的悲慘命運，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損害一發生時就及時向保險人提出請求，迅速獲得理賠，以填補其遭受的損失。這樣既節省時間和金錢，又避免了求償無門的情形，還能減輕司法訴訟量，及時解決法律糾紛，從而實現高效訴訟的價值目標，最終達到雙贏的局面。
二、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承保范圍需明確的問題
（一）關于持續性環境污染事故能否納入承保范圍
目前在各國理論和實務中，對于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屬于承保范圍已成定論。難點在于對于漸進性或累積性污染事故是否應該承保的問題。
1.從理論上探討對于持續性污染是否屬于可保風險的問題。
依照我國保險法律和保險實務，“可保風險”以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為其根本特征。持續性污染，從無限制的長期來講，污染積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發，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合同與一般的保險合同一樣，保險人和被保險人會在合同中約定保險責任期間。在該期間保險事故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危險的發生并非保險人和投保人在訂立合同時完全可以確認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險的發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時，累積性污染事故發生的時間也是不確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嚴重性程度也是不確定的，這符合可保風險的偶然性特征。
2.實務中將累積性污染事故納入中國環境責任保險的范疇是否可行
當然，將所有的環境侵權行為都納入責任保險的范疇無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項法律制度的實際效果，既與其法律規范的完善程度有關，更與其滿足社會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執行程度有關。考慮到中國目前環境責任保險所依托的相關法律規范并不完善，而環境責任保險制度的實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進程，再加之中國保險業特別是責任保險還很不發達的情況下，將累積性污染事故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范疇條件尚不具備。
（二）關于生態損失是否應納入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所涉及的損失賠付范圍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所涉及的損失賠付范圍有以下幾種：第一，因環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傷亡或財產損壞、滅失而產生的損失；第二，因環境污染事故而產生的救助費用和訴訟支出，以及為查明和確定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和保險標的的損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第三，由于環境污染而導致被保險人的財物損失；第四，因環境污染而導致的生態破壞而引起的損失。一般來說，對于第一種損失列入損失賠付的范圍是毫無疑義的。從我國保險法的相關規定來看，對于第二種損失列入損失賠付范圍也是有法律依據的。我國《保險法》第42條第2款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后，被保險人為防止或者減少保險標的的損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該法第49條規定：“保險人、被保險人為查明和確定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和保險標的的損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該法第51條還規定：“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因給第三者造成損害的保險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訴訟的，除合同另有約定外，由被保險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訴訟費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但是，對于第三、第四中損失是非應當乃如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范圍呢，目前尚未有定論。
三、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范圍的思考
（一）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的思考
環境污染的發生形態有突發性和持續型兩種。突發性的環境污染在發生前沒有明顯的征兆，一旦發生損害立刻顯現，受害人的受損程度的認定也較為容易。持續性環境污染事故侵權持續時間長，侵權原因復雜，往往是多種因素復合累積的結果。受害人對侵權行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認識，以至對侵權行為何時發生、侵權人為何人都不知曉。因此，對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損害進行救濟是較為困難的。
環境責任保險作為對環境污染損害的救濟方式，將所有環境污染損害都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無疑是最為理想的。但鑒于我國保險業的發展水平、環境污染的現狀及相關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僅將突發性的環境污染事故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是較為適宜可行的。待條件成熟后，再將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納入承保范圍[5]。這類似于法國“分步走”的做法。當然，擴大承保范圍是大勢所趨。但這勢必會增加保險公司的風險，使它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為了避免和鼓勵保險公司承保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對此中國在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可以采取以下幾種做法：（1）注入保險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險公司組成環境責任保險集團以分擔承保的風險；（3）效仿法國的做法，成立一個專門負責環境責任保險的機構；（4）建立一個法定的環保監測部門，專門從事對有關環境責任保險承保范圍內的環境侵權行為的監測，分擔保險公司在辨別、確定理賠范圍時所花費的時間、費用及人力等資源，減輕保險公司的業務負擔，使其成為保險公司的一個隸屬部門專為環境責任保險這項保險業務服務，發揮其良好的補充減負之功效。
（二）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賠付范圍的思考
對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種損失”，筆者認為，根據責任保險的特征原則上應該屬于除外責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險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財物損失，以及由于環境事故而導致工廠全部或部分停產而引起的損失，被保險人自己的損失不是我們這里所要討論的問題，可以從企業財產保險的險種設計上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但對于自有場地污染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的立法實踐及其環境責任保險的發展歷程納入到損失賠付范圍之內。美國的判例一般認為公眾的健康與安全較保險單的任何明示約定更為重要，當被保險人污染了場地而又無力治理時，損害的又會是公眾環境權益了，所以從環境法的公益性出發應該將自有場地污染納入到環境責任的賠付范圍當中。
至于生態損失，筆者認為目前尚不宜納入損失賠付范疇。當然，隨著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理念在法律體系的滲透，以及人類對于生物多樣性、環境權的日益關注，生態損失的賠付將會成為法律所無法回避的一個難題。當然考慮到我國目前環境責任保險才剛剛起步，不顧及實際情況將所有損失不加區分都納入賠付范圍很容易引發保險人因資金缺乏而無力支付巨額賠款的支付機制惡化，這不僅使環境責任保險無以為序，而且也極容易引起保險市場乃至整個金融市場的混亂。所以對于生態損失的保險賠付要依托于相關理論的進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發達的保險業。
參考文獻：
[1]周珂,楊子蛟.論環境侵權損害填補綜合協調機制[J].法學評論,2003,(6).
[2]CodeofFederalRegulation,Title40,Chapter1-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SubchapterI-SolidWaste,264.140.
[3]汪勁.環境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論文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環境庫茲涅茨假說，污染天堂假說
一、引言
隨著經濟發展，全球環境的承載壓力越來越大。經濟學家也密切關注環境質量變化。Grossman和Krueger（1991）提出Envieonment Kuznets Curve（EKC）假說，即環境質量隨著經濟的增長呈現出先增大后縮小的關系，即呈倒U型曲線關系，[1]。
環境竟次理論是指不同國家或地區間對待環境政策強度和實施環境標準的行為類似于“公共地悲劇”的發生過程，每個國家都擔心他國采取比本國更低的環境標準而使本國的工業失去競爭優勢。因而，國家之間會竟相采取比他國更低的環境標準和次優的環境政策項目管理論文，結果是每個國家都會采取比沒有國際經濟競爭時更低的環境標準，從而加劇全球環境惡化。
“污染天堂假說”認為在一國單方提高環境標準的情況下，國內企業和環境標準低的外國企業相比失去其競爭優勢，從而使高環境標準國家的企業將生產轉向低環境標準國家。若在實行不同環境政策強度和環境標準的國家間存在自由貿易，實行低環境政策強度和低環境標準的國家，因外部性內部化的差異而使該國企業所承受的環境成本相對要低。在該國進行生產時，其產品價格就會比在母國生產出同樣產品的價格相應要低。因此，該國在投資和生產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這種由成本差異所產生的“拉力”會吸引國外的企業到該國安家落戶。
Eskeland 和 Harrison (2003)認為污染密集型的外資企業運用的生產和污染消除技術通常比東道國本地的企業更先進和更有利于改善環境。如果這些企業能夠替代部分東道國同行業低效生產的企業， 則東道國的整個污染狀況將有可能好轉[2]。郭紅燕和韓立巖實證研究發現中國的FDI存量與環境管制變量呈正相關，表明中國寬松的環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顯現出 “污染避難所”效應 [3]。
二、變量選取及模型構建
（一）東部和中部的FDI區域分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數量增長迅速。1979-1984年總計41.04億美元，而后從1985年的19.56億美元快速增長到2008年923.95億美元，1979-2008年累計達8526.13億美元。2007年東部和中部地區利用FDI所占比重分別為78.27%、15.30%。[4] 2008年中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為923.95億美元， FDI主要集中于東部地區，主要集中于東部地區項目管理論文，東部地區主要集中于江蘇、廣東、山東、浙江、上海、福建和遼寧，2008年廣東、江蘇、浙江、上海的FDI的總額為543.7104億美元。東部地區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中，江蘇為251.2億美元、廣東為191.27億美元、遼寧為120.2億美元，上海、浙江、福建分別為100.84億美元、100.729億美元、100.256億美元（見圖1-圖3），江蘇和廣東占2008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47.93%。中部地區主要集中于湖南、江西和湖北。但2007年以來，安徽和河南的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迅速。2008年中部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中，河南為40.327億美元、湖南為40.052億美元、江西為36.037億美元、安徽為34.9億美元、湖北為32.45億美元，中部五省占中國2008年外商直接投資的19.89%。
圖1中國東部和中部2003～2008年FDI區域分布（億美元）
圖2中國東部十一省（市）2003～2008年FDI區域分布（億美元）
圖3中國中部八省2003～2008年FDI區域分布（億美元）
（二）變量選取
考慮統計口徑一致和數據的連續性，選取工業廢氣排放總量（億標立方米）、工業廢水排放總量（萬噸）、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萬噸）、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萬噸）、工業煙塵排放量（萬噸）、工業粉塵排放量（萬噸）和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萬噸）為環境污染指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元）作為經濟增長指標，此外，考慮國際貿易因素中污染的可輸出性，用FDI作為污染的輸出指標（萬美元）。SO2、FS、FQ、GYYC、GYFC、GTCS、GTPF分別表示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工業煙塵排放量、工業粉塵排放量、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Y表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元），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資（萬美元）。環境污染指標數據根據1986至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整理項目管理論文，地區人均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數據根據1986至2009年省（市）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整理。LNSO2、LNFS、LNFQ、LNGYYC、LNGYFC、LNGTCS、LNGTPF分別表示污染指標的自然對數，LNY、LNFDI分別表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的自然對數。本文中東部十一個省（市）為廣東、上海、浙江、江蘇、北京、遼寧、海南、山東、福建、河北、天津；中部八省為湖南、湖北、安徽、山西、江西、黑龍江、吉林、河南。通過東部和中部的數據研究中國東部和中部省（市）FDI的對環境影響的差異。
（三）模型設定形式
由于面板數據模型同時具有截面、時序的兩維特性，模型中參數在不同截面、時序樣本點上是否相同，直接決定模型參數估計的有效性。根據截距向量和系數向量中各分量限制要求的不同，面板數據模型可分為無個體影響的不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變系數模型三種形式。在面板數據模型估計之前，需要檢驗樣本數據適合上述哪種形式，避免模型設定的偏差，提高參數估計的有效性。設有因變量與1×k維解釋變量向量，滿足線性關系：
，=1，2，…，N，=1項目管理論文，2，…，T
其中N表示個體截面成員的個數，T表示每個截面成員的觀察時期總數，參數表示模型的常數項，表示對應于解釋變量的k×1維系數向量，k表示解釋變量個數。隨機誤差項相互獨立，且滿足零均值、同方差假設。采用F-test檢驗如下兩個假設：
H1:個體變量系數相等；H2:截距項和個體變量系數都相等。
如果H2被接受，則屬于個體影響的不變系數混合估計；如果H2被拒絕，則檢驗假設H1，如果H1被接受，則屬于變截距，否則屬于變系數。變系數、變截距和混合估計的殘差平方和分別為S1、S2、S3，面板個體數量為N，面板時間跨度為T，根據Wald定理在H2假設條件下構建統計量F2項目管理論文，在H1假設條件下構建統計量F1，其中：
～F[(N-1)(K+1)，N(T-K-1)]
～ F[(N-1)K，N(T-K-1)]
若計算得到的統計量F2的值不小于給定置信度下的相應臨界值，則拒絕假設H2，繼續檢驗假設H1。反之，則認為樣本數據符合無個體影響的不變系數模型。若計算得到的統計量F1的值不小于給定置信度下的相應臨界值，則拒絕假設H1，用變系數模型擬合，反之，則用變截距模型擬合。
三、東部和中部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利用東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的相關數據，借助Eviews6.0，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對七個環境污染指標分別進行回歸。采用Pooled EGLS(Cross-section weights) 消除異方差，采用廣義差分法消除自相關，回歸后的殘差是平穩序列。回歸結果見表1-表8
（一）東部和中部地區FDI對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影響差異分析
表1 東部地區 LNFS、LNFQ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FS
LnFQ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參數
固定效應
α
24.7998(1.8722***)
49.3840(4.0923*)
-3.6806(-1.4613***)
-13.1905(-3.2263*)
0.4188(1.4567***)
1.3574 (2.9634*)
-0.0158(-1.4541***)
-0.0440 (-2.5825*)
AR(1)
0.9958(42.3684*)
0.8089 (24.7612*)
海南--LNFDI
0.1027(1.2365)
-8.0449
0.1302 (0.9513)
-3.7321
河北--LNFDI
-0.0088(-0.1280)
3.8736
0.0835 (1.1098)
0.0014
上海--LNFDI
0.0259(1.0531)
-15.5458
-0.1318(-0.9580)
1.1533
浙江--LNFDI
-0.0384(-0.5847)
10.5687
0.0745 (1.3692)
-0.4913
遼寧--LNFDI
-0.0835(-1.6476***)
-5.4319
0.0426(0.3272)
0.1718
廣東--LNFDI
-0.0392(-0.3555)
6.3472
-0.0459 (-0.3756)
0.9825
北京--LNFDI
0.0135(0.3381)
-21.1233
-0.0295(-0.4951)
-0.8745
天津--LNFDI
-0.0078(-0.1072)
-5.6961
-0.0204(-0.1636)
-1.0105
江蘇--LNFDI
-0.0415(-0.7790)
7.6127
-0.1504(-2.2292**)
2.7120
福建--LNFDI
-0.0955(-0.7093)
12.4942
-0.0186 (-0.2712)
-0.2444
山東--LNFDI
-0.0727(-2.1787*)
11.0165
0.0366 (0.7316)
0.3737
R2
0.9996
0.9985
F
21721.19
5607.094
D-W
2.2587
1.8888
注:括號內為t值，*表示1%的顯著水平項目管理論文，**表示5%的顯著水平，***表示10%顯著水平，表7-表8同。
東部工業廢水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海南、上海、北京的FDI對工業廢水排放量產生正影響，但t統計量不顯著。河北、浙江、遼寧、廣東、天津、江蘇、福建、山東的FDI對工業廢水排放量產生負影響，遼寧在10%的水平下顯著，其他省（市）的t統計量不顯著。遼寧的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廢水排放量將減少0.0835個百分點。
東部工業廢氣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海南、河北、浙江、遼寧、山東的FDI對工業廢氣排放量產生正影響，但t統計量不顯著。上海、廣東、北京、天津、江蘇、福建、山東的FDI對工業廢氣排放量產生負影響，江蘇在5%的水平下顯著。其他省（市）的t統計量不顯著。江蘇的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廢氣排放量將減少0.1504個百分點。
表2 中部地區LNFS、LNFQ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FS
LNFQ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參數
固定效應
α
16.6018(7.9671*)
11.6524(3.9031*)
-1.1320(-2.3466*)
-1.2244(-1.8624**)
0.0587(2.1385**)
0.0967(2.6877*)
AR(1)
0.7772(15.2270*)
0.8699(24.1079*)
湖南--LNFDI
-0.0333(-1.0065)
0.8689
0.0030(0.0929)
0.0309
山西--LNFDI
5.29E-05(0.0022)
-0.5998
-0.0116(-0.5248)
0.9869
吉林--LNFDI
0.0224(1.3361)
-0.8116
-0.0138(-0.8731)
-0.1019
安徽--LNFDI
0.0068(0.3212)
-0.1071
0.0848(2.0050**)
-0.5360
黑龍江--LNFDI
-0.0691(-1.3522)
0.4276
0.0047(0.1391)
-0.1447
河南--LNFDI
0.0396(1.6098***)
-0.0902
0.0587(1.1488)
-0.1023
江西--LNFDI
0.0148(0.4637)
-0.3718
0.0410(0.9293)
-0.7326
湖北--LNFDI
-0.0348(-0.7651)
0.8336
-0.0194(-0.4111)
0.6340
R2
0.9992
0.9985
F
11085.59
6243.136
D-W
1.6877
1.6591
中部地區工業廢水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正U型關系。山西、吉林、安徽、河南、江西的FDI對工業廢水排放量產生正影響，山西、安徽在5%的水平下顯著，河南和江西在1%的水平下顯著，吉林的t統計量不顯著，影響最大的河南為0.1444項目管理論文，其次是江西。湖南、黑龍江、湖北的FDI對工業廢水排放量產生負影響，黑龍江在1%的水平下顯著，湖南和湖北的t統計量不顯著。黑龍江的FDI每增加1%，工業廢水排放量將減少0.1025%。
中部地區工業廢氣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正U型關系。湖南、山西、安徽、河南、江西、湖北的FDI對工業廢氣排放量產生正影響，湖南的t統計量不顯著，湖北在5%的水平下顯著，其他省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影響最大的河南為0.0819，其次是安徽。吉林、黑龍江的FDI對工業廢氣排放量產生負影響，且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影響最大的黑龍江為-0.1521，即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廢氣排放量將減少0.1521個百分點，其次是吉林。
（二）東部和中部地區FDI對工業煙塵、工業粉塵影響差異分析
表3 東部地區LNGYYC、LNGYFC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GYYC
LNGYFC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參數
固定效應
α
32.7262(2.8164*)
52.9893(3.8847*)
-10.5024(-2.6944*)
-18.5026(-4.0342*)
1.2657(2.9653*)
2.2848(4.5435*)
-0.0505(-3.2386*)
-0.0927(-5.0305*)
AR(1)
0.4000(6.1657*)
0.3097(4.5813*)
海南--LNFDI
0.0477(0.3532)
-4.19200
-0.2814(-1.2742)
-0.4495
河北--LNFDI
-0.0335(-0.3842)
0.5242
0.0267(0.2515)
-0.0456
上海--LNFDI
-0.1521(-2.7826*)
0.5767
-0.2069(-2.4847*)
0.3125
浙江--LNFDI
-0.0627(-0.8102)
-0.0833
-0.0941(-0.9720)
0.6786
遼寧--LNFDI
-0.0934(-1.0676)
1.3496
-0.0855(-0.9936)
0.9432
廣東--LNFDI
0.0402(0.4283)
-1.1402
-0.0525(-0.4761)
0.6557
北京--LNFDI
-0.2631(-2.2266**)
1.3044
0.1188(0.2863)
-2.7899
天津--LNFDI
0.0139(0.1345)
-1.7711
-0.2062(-3.3778*)
-0.2964
江蘇--LNFDI
-0.1082(-2.3398**)
1.4371
-0.0810(-1.0884)
0.7549
福建--LNFDI
-0.0546(-0.6975)
-0.9522
-0.0017(-0.0179)
-0.8758
山東--LNFDI
-0.1649(-2.4789*)
2.2796
-0.0876(-1.2915)
1.1267
R2
0.9829
0.9773
F
487.359
326.259
D-W
2.0287
2.1269
東部地區工業煙塵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海南、廣東、天津的FDI對工業煙塵排放量產生正影響，但t統計量不顯著。河北、上海、浙江、遼寧、北京、江蘇、福建、山東的FDI對工業煙塵排放量產生負影響，上海、山東在1%的水平下顯著項目管理論文，北京和江蘇在5%的水平下顯著，其他省（市）的t統計量不顯著。影響最大的北京為-0.2631，即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煙塵排放量將減少0.2631個百分點。
東部地區工業粉塵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河北、北京的FDI對工業粉塵排放量產生正影響，但不顯著。海南、上海、浙江、遼寧、廣東、天津、江蘇、福建、山東的FDI對工業廢氣排放量產生負影響，上海、天津在1%的水平下顯著，其他省（市）t統計量不顯著。影響最大的上海為-0.2069，即FDI每增加1%，工業粉塵排放量將減少0.2069%。
表4 中部地區LNGYYC、LNGYFC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GYYC
LNGYFC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參數
固定效應
α
42.0185(1.8447**)
89.1652(3.1244*)
-13.5462(-1.6467***)
-32.1750(-3.1544*)
1.6143(1.6440***)
3.9980(3.3162*)
-0.0636(-1.6339***)
-0.1632(-3.4480*)
AR(1)
0.3172(4.1467*)
0.4488(6.0984*)
湖南--LNFDI
-0.0019(-0.0419)
-0.8825
0.0495(0.6818)
-0.8836
山西--LNFDI
-0.0189(-0.3482)
-0.0711
0.0357(0.7816)
-0.8062
吉林--LNFDI
-0.1284(-3.0416*)
0.3904
-0.1267(-3.4817*)
-0.4546
安徽--LNFDI
-0.0772(-1.4121)
-0.3836
-0.0923(-1.5097)
0.1776
黑龍江--LNFDI
-0.2387(-3.8292*)
2.0898
-0.2454(-3.2349*)
1.0407
河南--LNFDI
0.0198(0.3755)
-0.5630
-0.0493(-0.7333)
0.2108
江西--LNFDI
-0.0365(-0.7702)
-1.0183
-0.0689(-1.2353)
-0.1311
湖北--LNFDI
-0.1321(-2.4864*)
0.3379
-0.1383(-2.3095*)
0.7561
R2
0.9486
0.8592
F
155.442
46.2631
D-W
1.9311
2.1184
中部地區工業煙塵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中部8省FDI對工業煙塵排放量產生負影響，湖南、山西和河南的t統計量不顯著，吉林、安徽、黑龍江、江西、湖北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影響最大的黑龍江為-0.2609，即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煙塵排放量將減少0.2609個百分點，其次是吉林項目管理論文，再其次是湖北。
中部工業粉塵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中部8省的FDI對工業粉塵排放量都產生負影響，湖南、山西、河南、江西的t統計量不顯著，吉林、安徽、黑龍江、湖北的t統計量在1%的水平下顯著。影響最大的黑龍江為-0.3797，即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粉塵排放量將減少0.3797個百分點，其次是吉林，再其次是湖北。
（三）東部和中部地區FDI對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影響差異分析
表5 東部地區LNGTCS、LNGTPF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GTCS
LNGTPF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參數
固定效應
α
63.4898(5.0320*)
8.7117(5.0309*)
-17.5778(-4.2654*)
-0.8248(-3.5953*)
1.7727(3.9784*)
-0.0581(-3.6181*)
AR(1)
0.8177(27.0287*)
0.5104(8.6360)
海南--LNFDI
0.2352(1.4884)
-4.4831
4.9656(3.7795*)
-49.2073
河北--LNFDI
0.2510(2.1371**)
-0.2996
0.2615(1.1668)
-0.3946
上海--LNFDI
-0.0111(-0.2948)
0.5235
2.3659(2.0572**)
-26.9802
浙江--LNFDI
0.1614(2.5550**)
-1.0426
-0.0413(-0.2534)
0.9621
遼寧--LNFDI
0.0401(0.6324)
1.9015
-0.6868(-1.5997***)
11.0885
廣東--LNFDI
-0.0459(-0.3341)
1.7425
0.2184(0.6742)
-0.9511
北京--LNFDI
0.05877(1.4172***)
-0.7293
-0.7027(-2.0111**)
10.3680
天津--LNFDI
0.1134(1.4843***)
-1.7596
0.2503(0.4228)
-2.4523
江蘇--LNFDI
0.0285(0.5063)
1.2896
0.3357(0.4981)
-2.2678
福建--LNFDI
0.0139(0.1094)
0.9179
-0.1359(-0.5610)
2.9014
山東--LNFDI
0.0754(0.5823)
1.2289
-0.7350(-3.1354*)
8.6788
R2
0.9988
0.8743
F
7269.704
53.5716
D-W
2.0843
1.8612
東部地區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海南、河北、浙江、遼寧、北京、天津、江蘇、福建、山東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產生正影響，河北和浙江在5%的水平下顯著，北京和天津在10%的水平下顯著，其他省（市）的t統計量不顯著。影響最大的河北為0.2510，其次是浙江，再其次天津。上海、廣東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產生負影響，但都不顯著。
東部地區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遞減型關系。海南、上海、廣東、天津、江蘇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產生正影響，海南在1%的水平下顯著項目管理論文，上海在5%的水平下顯著，與其他省（市）相比回歸結果反差很大，其他省（市）t統計量不顯著。浙江、遼寧、北京、福建、山東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產生負影響。遼寧在10%的水平下顯著，北京在5%的水平下顯著，山東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其他省（市）t統計量不顯著。影響最大的山東為-0.7350，即FDI每增加1%，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將減少-0.7650%。
表6 中部地區LNGTCS、LNGTPF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GTCS
LNGTPF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參數
固定效應
α
41.3077(3.8757*)
1991.625(1.8463*)
-11.3227(-2.9668*)
-941.7224(-1.8373**)
1.2302(2.7211*)
166.8861(1.8333**)
-0.0421(-2.3692*)
-13.0867(-1.8269**)
0.3829(1.8173**)
AR(1)
0.4372(6.4688*)
0.5462(7.7679*)
湖南--LNFDI
-0.0192(-0.6301)
-0.1254
0.1453(0.7240)
-3.5711
山西--LNFDI
0.0619(3.2135*)
-0.0267
0.1310(0.7933)
-1.5068
吉林--LNFDI
-0.0386(-2.2811**)
-0.3432
-0.1869(-1.3899)
-2.2181
安徽--LNFDI
0.0208(1.1657)
-0.2012
-1.0940(-3.7083*)
5.2815
黑龍江--LNFDI
-0.1889(-6.3619*)
1.8097
-0.9583(-1.7057***)
4.9852
河南--LNFDI
0.0880(4.0322*)
-0.9111
-0.3186(-1.6994***)
-0.2906
江西--LNFDI
0.0263(1.0920)
0.0630
-0.1247(-0.6319)
-1.8346
湖北--LNFDI
-0.0037(-0.2067)
-0.2943
-0.2196(-0.9938)
-0.5911
R2
0.9988
0.9100
F
7004.577
75.3401
D-W
1.8913
2.1274
中部地區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山西、安徽、河南、江西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產生正影響，安徽和江西的t統計量不顯著，山西和河南在1%的水平下顯著，影響最大的山西為0.0698，其次是河南。 湖南、吉林、黑龍江、湖北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產生負影響，湖北的t統計量不顯著，湖南、吉林、黑龍江在1%的水平下顯著。影響最大的黑龍江為-0.2256項目管理論文，即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將減少0.2256個百分點，其次是吉林。
中部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四次曲線關系。湖南、山西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產生正影響，湖南的t統計量不顯著，山西在10%的水平下顯著。吉林、安徽、黑龍江、河南、江西、湖北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產生負影響，河南、江西在5%的水平下顯著，湖北在10%的水平下顯著，吉林、安徽、黑龍江在1%的水平下顯著。影響最大的黑龍江為-1.4849，即FDI每增加1%，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將減少1.4849%，其次是安徽，就FDI對工業固體排放量的影響來說，兩省與其他省形成很大反差。
（四）東部和中部地區FDI對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影響差異分析
表7 東部地區LNSO2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SO2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α
1.7784(10.4264*)
0.2475(7.8184*)
AR(1)
0.3621(5.9372*)
海南--LNFDI
0.3036(4.0824*)
-6.565940
河北--LNFDI
-0.0529(-2.2161**)
1.448053
上海--LNFDI
-0.1001(-3.0210*)
0.746609
浙江--LNFDI
-0.0234(-0.8374)
0.436150
遼寧--LNFDI
-0.0544(-0.9538)
1.100451
廣東--LNFDI
0.1235(2.4580*)
-1.469815
北京--LNFDI
-0.2192(-3.0616*)
1.380896
天津--LNFDI
-0.0549(-0.8785)
-0.400097
江蘇--LNFDI
-0.0603(-2.5470*)
1.401587
福建--LNFDI
0.0628(1.1849)
-1.772079
山東--LNFDI
-0.1212(-3.8939*)
2.635766
R2
0.9960
F
2306.281
D-W
2.1367
東部地區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遞增型關系。海南、廣東、福建的FDI對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產生正影響，海南和廣東在1%的水平下顯著項目管理論文，福建的t統計量不顯著。影響最大的海南為0.3036，其次是廣東。河北、上海、浙江、遼寧、北京、天津、江蘇、山東的FDI對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產生負影響，河北在5%的水平下顯著，上海、北京、江蘇和山東在1%的水平下顯著，浙江、遼寧、天津和福建的t統計量不顯著。影響最大的北京為-0.2192，即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將減少0.2192個百分點，其次是山東，再其次是上海。
表8 中部地區LNSO2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LNSO2
變量
參數
固定效應
α
49.7283(2.7411*)
-16.4410(-2.5267*)
1.9236(2.4931*)
-0.0729(-2.3995*)
AR(1)
0.4471(6.3202*)
湖南--LNFDI
-0.0502(-1.6367***)
0.5336
山西--LNFDI
-0.0027(-0.0862)
0.3643
吉林--LNFDI
-0.0347(-1.1924)
-0.6959
安徽--LNFDI
-0.0331(-1.0058)
-0.1321
黑龍江--LNFDI
-0.0817(-1.8392**)
-0.0178
河南--LNFDI
0.0577(1.3970)
-0.4663
江西--LNFDI
-0.0021(-0.0525)
-0.5978
湖北--LNFDI
-0.1256(-3.4697*)
1.1308
R2
0.9859
F
591.498
D-W
2.0540
中部地區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倒N型關系。山西、河南的FDI對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產生正影響，但t統計量不顯著。湖南、吉林、安徽、黑龍江、江西、湖北的FDI對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產生負影響，湖南、安徽、江西在5%的水平下顯著，吉林、黑龍江、湖北在1%的水平下顯著。影響最大的湖北為-0.1255，即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將減少0.1255個百分點項目管理論文，其次是黑龍江，再其次是吉林。
從以上回歸結果分析顯示，東部十一省（市）的污染指標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大多呈現倒N型關系。相對來說，上海、北京、山東、江蘇、天津和遼寧的FDI是“清潔”的。東部多數省（市）的FDI對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工業粉塵、工業煙塵、工業二氧化硫產生負向影響，而多數省（市）的FDI對工業固體廢物的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產生正向影響。中部八省的污染指標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呈現正U型和倒N型關系，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出現四次曲線關系。中部地區FDI相對較“清潔”的是黑龍江、吉林和湖北。中部八省只有部分省的FDI對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工業固體廢物、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產生負向影響，即有利于環境改善，大部分省的FDI對工業廢水、工業廢氣產生正影響。
四、結論
東部地區的遼寧、山東的FDI對工業廢水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中部地區只有河南的FDI對工業廢水排放量產生顯著的正影響。東部地區江蘇的FDI對工業廢氣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中部地區安徽的FDI對工業廢氣排放量產生顯著的正影響。東部地區的上海、北京、江蘇、山東的FDI對工業煙塵的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中部地區的吉林、黑龍江、湖北的FDI對工業煙塵的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上海、天津的FDI對工業粉塵的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中部地區的吉林、黑龍江、湖北的FDI對工業粉塵的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東部地區的河北、浙江、北京天津的FDI對工業固體產生量產生顯著的正影響；中部的地區的吉林、黑龍江的FDI對工業固體產生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山西的FDI對工業固體產生量產生顯著的正影響。東部地區的遼寧、北京、山東的FDI對工業固體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海南和上海的FDI對工業固體排放量產生顯著的正影響；中部地區的安徽、黑龍江、河南的FDI對工業固體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東部地區的河北、上海、北京、江蘇、山東的FDI對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海南、廣東的FDI對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產生顯著的正影響；中部地區的湖南、黑龍江、湖北的FDI對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產生顯著的負影響。東部地區FDI最“清潔”的是北京，其次是上海；中部地區FDI最“清潔”是黑龍江，其次是吉林。需進一步研究北京的FDI產業分布，借鑒經驗調整中國FDI的區位和產業分布。東部和中部省（市）的FDI對污染指標的影響存在較大差異，總的來說，東部地區的FDI比中部地區的更清潔，這可能是因為中國的FDI主要集中于東部地區，因而存在有結構效應和規模效應。寬松的環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進入的一個重要因素，具有一定的“污染避難所”效應特征，但中國并未成為一個世界的“污染避難所”。
參考文獻
[1]Grossman G，Krueger A.Environment Impacts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BER， [R] Working Paper，No3914，1991
[2]Eskeland，G.S.and Harrison，A.E.“Moving to Greener Pasture? Multinationalsand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Journal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70 (1)：1- 23.
英文名稱：Fly Ash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主管單位：河北省建筑材料工業辦公室
主辦單位：河北省墻材革新辦公室;石家莊市粉煤灰綜合利用和墻改辦公室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河北省石家莊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5-8249
國內刊號：13-1187/TU
郵發代號：18-213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7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聯系方式
期刊簡介
《粉煤灰綜合利用》（雙月刊）創刊于1987年，由河北省墻體材料革新辦公室 石家莊市粉煤灰綜合利用和墻改辦公室主辦。由國家計委地區經濟發展司指導，是國內第一份粉煤灰綜合利用專業技術期刊，也是工業廢渣治理研究的重要期刊，本刊宗旨是：面向全國，宣傳國家有關粉煤灰綜合利用工作的方針政策法規，傳播粉煤灰綜合利用的新工藝、設備、新技術、新產品、新經驗，為加快綜合利用步伐，節約資源，消除污染，保護環境，化害為利，造福社會和經濟建設服務。
綠色營銷是在綠色消費的驅動下產生的。所謂綠色消費，是指消費者意識到環境惡化已經影響其生活質量及生活方式，要求企業生產、銷售對環境影響最小的綠色產品，以減少危害環境的消費。所謂綠色營銷，是指企業以環境保護觀念作為其經營哲學思想，以綠色文化為其價值觀念，以消費者的綠色消費為中心和出發點，力求滿足消費者綠色消費需求的營銷策略。綠色營銷是現代市場營銷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對傳統營銷的延伸與擴展。綠色營銷的目的是可持續發展，綠色營銷進行的前提是生態、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與傳統營銷相比，綠色營銷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的特征：
1、綠色消費是開展綠色營銷的前提。消費需求由低層次向高層次發展，是不可逆轉的客觀規律，綠色消費是較高層次的消費觀念。人們的溫飽等生理需求基本滿足后，便會產生提高生活綜合質量的要求，產生對清潔環境與產品的需要。滿足綠色需求，是綠色營銷的出發點。
2、綠色觀念是綠色營銷的指導思想。綠色營銷以滿足綠色需求為中心，為消費者提供生產、流通、消費過程中能有效防止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及損害健康的產品。綠色營銷所追求的是人類的長遠利益與可持續發展，重視協調企業經營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力求實現人類行為與自然環境的融合發展。
3、綠色體制是綠色營銷的法制保障。綠色營銷是著眼于社會層面的新觀念，所要實現的是人類社會的協調持續發展。在競爭性的市場上，必須有完善的政治與經濟管理體制，實施環境保護與綠色營銷的方針、政策，制約地方政府、部門和企業的短期行為，以全社會和全人類的共同努力，維護全社會和全人類的長遠利益。
4、綠色科技是綠色營銷的物質保證。技術進步是產業變革和進化的決定因素，新興產業的形成必須要求技術進步；但技術進步如背離綠色觀念，其結果有可能加快環境污染的進程。只有以綠色科技促進綠色產品的發展，促進節約能源和資源可再生、無公害的綠色產品的開發，才是綠色營銷的物質保證。
二、我國企業實施綠色營銷的障礙
綠色營銷是市場營銷的發展趨勢，雖然我國企業實施綠色營銷盡管理論上已具備了可能性，但在實施過程中，我國綠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尚處于萌芽階段，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從政府方面看，主要采用經濟手段來保護環境，執行過程中，以權代法、以言代法、有法難執的現象普遍存在。一些經濟手段標準模糊，行政干預手段難以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由于地方保護主義和發展區域經濟的需要，一些地方政府從局部利益出發，忽視環境保護，使企業沒有外部壓力去實施綠色營銷。同時，由于綠色產品的營銷涉及到供應、生產和銷售等各個環節，涉及的環節多，內容復雜，最終導致政府不能從客觀上有力調控企業實施綠色營銷。
第二，從企業方面看，絕大多數企業仍未確立綠色營銷理念，企業的生產管理方式落后。我國企業由于生產方式滯后，投入高、產出低，不僅浪費能源，同時還產生大量的工業“三廢”。如果繼續沿用這種舊的生產管理方式，必然對環境造成更大的污染，所生產的非綠色產品也將逐漸失去市場。
第三，從消費者方面看，綠色產品由于相對而言成本高，從而價格高。由于我國消費者整體消費水平不高，再加上政府和企業對綠色產品宣傳力度不夠，致使目前大多數消費者還沒有把環境保護和人類可持續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缺乏環保意識，對企業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還不能做到自覺抵制和進行有理有力的監督。同時，與工業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人口素質偏低，綠色消費意識淡薄，這種狀況直接影響了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選擇。三、企業實施綠色營銷對策建議
1、增強環保意識，積極主動開展綠色營銷，培育企業的綠色文化。企業承擔環保義務是其義不容辭的職責，如果企業仍然無法擺脫“外部不經濟性”的束縛，不僅與綠色營銷，更與時展相悖。因此，要開展綠色營銷，企業首先要轉變自身觀念，加強環境管理和對污染物的治理凈化，促使外部不經濟的內部化，積極主動出擊，適時適地地調整營銷戰略，樹立全新的綠色營銷觀念。
2、潛心開發研制綠色產品，加快綠色產品創新。所謂綠色產品，指對社會或環境的改善有所貢獻的產品或減少對社會和環境所造成損害的產品，或指對環境及社會生活品質的改善優于競爭者所提供的產品。綠色產品同傳統產品一樣，具有下列三個表現：第一，主要表現——核心產品成功地符合消費者的主要需求；第二，技術表現——是指產品各種技術質量標準；第三，策略表現——產品在市場上具有競爭力，而且有利于企業實現贏利目標。綠色產品除具有上述三種表現外更重要的是加上第四個表現，即綠色表現。
從產品能否維持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及從企業應負的社會責任來評價，綠色產品必須體現以下四種綠色理念：一是企業在選擇生產何種產品及應用何種技術時，必須考慮盡量減少對環境的不利影響；二是產品在生產過程中要考慮安全性，產品在消費中要考慮降低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三是業設計產品及包裝時，要降低原材料消耗，并減少包裝對環境的不利影響；四是產品整體概念考慮產品的設計、產品形體及售后服務，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
3、加強對綠色營銷組合的研究，靈活運用綠色營銷組合策略。企業的綠色產品需求與綠色價格、綠色通道、綠色促銷相互配合，才能引起消費者廣泛注意。綠色價格的制定要樹立“環境有償使用”的新觀念，同時注意綠色產品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形象，利用人們求新、求異、崇尚自然的心理來定價；綠色渠道的通暢是成功實施綠色營銷的關鍵，企業應結合自身情況決定是否選用中間商，如選擇則要考慮中間商的綠色信譽；綠色促銷則需要在公眾中樹立良好的綠色形象，要與環保部門保持良好關系，尋求支持，并積極參與各種與環保有關的活動，以擴大企業綠色影響。
4、積極采用環境標志，認真貫徹執行國際環境公約、ISO14000國際環境管理體系系列標準和綠色標志制度。環境標志，又稱綠色標志、生態標志，是由政府部門或其授權的部門按照一定的環境標準頒布的特定圖形，用以表示某種商品不僅質量合格而且生產使用和處理過程等也符合環保標準。要想在國際市場上保持競爭優勢，企業必須花大力氣發展符合“綠色標志”的拳頭產品，同時認真貫徹執行ISO14000環境質量管理標準，實行清潔工藝生產，在國際上為我國企業贏得良好的海外形象。
當今，在可持續發展日益成為世界主題背景下，實施綠色營銷戰略，樹立企業綠色營銷和品牌形象是企業形成核心競爭力，獲得競爭優勢的重要途徑之一。它有助于企業順利進入國際國內市場，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論文關鍵詞：綠色營銷；現狀分析；對策研究
論文提要綠色營銷在中國起步較晚，雖得到一定發展，但面臨著全社會性綠色消費需求尚未形成、絕大多數企業綠色營銷理念仍未確立、生產管理方式滯后、營銷組合策略不相適應以及政府措施不力等障礙。必須采取相應對策，積極創造條件，努力使綠色營銷逐步成為本世紀中國市場營銷的主流。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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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益訴訟；檢察機關；制度構建法國最先創建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參加公益訴訟，法國的檢察理論認為，檢察機關的職責就是維護公益；在美國，總檢察長是美國政府、各州政府的首席法律官員，是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機構及立法機關的法律顧問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在日本，檢察官代表國家維護秩序及善良風俗，他們不僅可以對個人所犯公罪提起國家公訴，而且可以參加到民事訴訟當中。
一、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內涵。
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是指人民檢察院對于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以及公民重要權利的民事案件，在無人起訴的情況下，以法律監督者的身份代表國家將案件提交人民法院進行審判，要求人民法院追究違法者民事責任的訴訟。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活動的開展，不僅有利于維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弱勢群體的利益，而且有利于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彌補市場缺陷，監督行政失職行為。
二、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范圍。
（一）侵犯國有財產案件。侵害國有財產主要有：在國有土地、礦藏、水流、海域、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出讓、開發過程中，國家或社會公共利益受到損害的；在公共工程招標、發包過程中，國家或社會公共利益受到損害的；在企業改革改制過程中，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在國有資產拍賣、變賣過程中，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
（二）公害案件。公害案件主要是通常所說的直接造成不特定多數人的人身、財產損害的環境污染事件，近年來，環境污染事件明顯增多，然而由于我國現行法律確立的權利主體偏離了社會的現實需要，針對環境污染提起的訴訟卻寥寥無幾。
（三）涉及公民重大利益并損害公序良俗的民事案件。我國由于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形成了不少行業壟斷部門，如醫藥、電信、供電、鐵路等。經濟轉型后，由于利益驅動，這些壟斷行業常借助于其自身實力，人為地分割市場，任意操縱商品價格，破壞市場競爭秩序，甚至是制定一些“霸王條款”，恣意侵害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四）其他涉及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重大民事案件。如行政不作為案件，在一些地方，行政機關為本地的經濟發展、財政收入，對企業忽視環境保護，使得環境污染和破壞問題日益惡化的問題置之不理。
三、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方式。
（一）直接以原告的身份提起公益訴訟的方式。這一訴訟方式多適用于侵害不特定的公共利益的案件，在我國，對于此類案件，人民法院受理后，確認屬實的，應當按照《合同法》的規定，宣告合同無效，使該行為的后果恢復到合同訂立之前的狀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首起檢察機關以原告的身份提起公益訴訟的1997年5月河南省方城縣人民檢察院對方城縣工商管理論文" target="_blank">行政管理局和湯衛東提起民事訴訟案件就是這種方式。
（二）支持公益訴訟方式。在目前法律尚無明確規定，法院對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持慎重態度的情況下，檢察機關以支持者的身份參與訴訟，不失為切實有效的可行之舉。在2010年12月，昆明市中級法院審理的以昆明市環保局為原告，昆明市檢察院作為支持起訴人的環境污染案件采取了這樣的做法。檢察機關與本案件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不能作為本案的原告，僅作為支持機關參與進來。
四、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程序（一）公益訴訟案件的受理。民事公訴案件的訴訟程序應同其它訴訟一樣，檢察機關認為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了侵害，可以自行立案；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如發現侵害國家利益或社會公益現象，可以通知檢察機關予以立案調查；其它機關、個人發現相關線索時有權向檢察機關控告。
（二）立案。在立案階段有二個問題要注意：一是立案標準。
對于立案標準，目前各地檢察機關根據當地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狀況采用不盡相同的標準。但應考慮一些基本的原則：比如符合法律規定的可訴案件，適合進行公益訴訟案件，有重大影響的案件等。二是立案程序。檢察部門在對案件進行初查之后，決定立案的，應制做《立案決定書》啟動訴訟程序。
（三）調查取證。檢察機關可根據自己開展公益訴訟的方式，采用單獨調取證據或幫助受害人收集證據的方法進行，查清問題，調查證據就會層次清楚，脈絡清晰，從而有的放矢，把握調查取證的主動權。
（四）審查起訴。起訴階段是檢察機關開展公益訴訟的極為重要的階段，審查結束后應制作審查結論，對應提起訴訟的，可依職權向法院起訴。目前檢察機關在提起訴訟時主要依據的是我國《憲法》、《民法通則》及國家對防止環境污染等方面的法律法規，訴訟程序主要依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
（五）出庭支持訴訟。在法院接受起訴，啟動訴訟程序后，檢察機關必須認真做好出庭準備工作，在庭審中要充分運用已掌握的證據，適時舉證；對對方當事人所舉的證據進行認真質證；并積極參加法庭辯論，做到有理有利有節，確保勝訴。判決生效后，還要密切關注執行情況。
（六）判決的效力。在一般民事訴訟中判決的效力只發生在當事人之間，那么在公益訴訟中就存在一個判決效力擴張的問題，即不僅對參加訴訟的被代表成員有約束力，而且對于那些未特別授權給代表人的集團成員也有約束力；不僅對未參加訴訟的主體具有約束力，而且可能對那些根本料想不到主體也具有約束力。
因此，對公益訴訟進行審判而作出的判決就能有效的反映當前社會大眾所普遍關注的利益，能確認符合當前經濟發展的社會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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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廖中洪。檢察機關提起民事訴訟若干問題研究。現代法學。2003，（3）。
論文關鍵詞：內鏡，直腸癌，手術配合
近年來內鏡手術不管理論還是技術上都有良好的發展，尤其是腹腔鏡直腸手術已經成為直腸癌手術治療的主要手段之一[1]。由于目前腹腔鏡手術創傷小，恢復快，住院時間短，技術更加成熟，越來越多的病人選擇接受[2]。我院2007年9月至2010年12月為33例腹腔鏡輔助下行直腸癌切除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2007年9月至2010年12月期間行腹腔鏡下直腸癌手術共33例,其中男21例,女12例;年齡35歲~77歲,平均60歲。Dukes A期10例，B期12例，C期11例；行Dixon手術25例，Miles手術8例；病理結果：高分化腺癌15例，中分化腺癌9例，低分化腺癌9例。
1.2 方法與結果
均采用統一的護理模式。33例患者均順利完成手術，手術時間120 min～240 min，平均175 min，術中平均出血量170 ml。無中轉開腹，手術均成功。平均住院時間為12.8 d，一例出現術后吻合口瘺，其他病人無并發癥出現。術后患者生活質量均良好。
2 手術護理配合
2.1術前指導
2.1.1術前訪視 術前1天巡回護士到病房訪視病人，了解病人的基礎情況，向家屬及病人介紹腹腔鏡手術相關知識，解釋手術及麻醉方法，術前禁飲禁食等注意事項手術配合，術后可能出現的情況，例如：腹脹、胃部不適、肩部酸痛等并發癥，屬于正常現象。手術過后，并發癥會隨著時間推移自動消失，使病人大致了解手術情況，以消除其焦慮緊張情緒，積極配合手術。
2.1.2術前準備手術間術前1h開層流，保持手術間濕度50%~60%，溫度22°C~24°C；器械準備，準備滅菌機滅菌、超聲刀、攝像系統、氣腹系統、冷光源、顯示器以及手術需要的腹腔鏡器械等，術前檢查各器械的完整性及調試各系統維持良好的工作狀態。 除常規腹腔鏡手術器械、儀器及普通直腸癌根治術器械外,還需特別準備Dixon 手術用一次性管狀吻合器、一次性強生切割縫合器。另備截石位腿架、肩托等。
2.2術中配合
2.2.1巡回護士 核對病人，建立靜脈通道，并保持靜脈輸液通暢無滲漏，協助麻醉師做好氣管插管，靜脈全身麻醉等工作，并根據腫瘤部位做好合理的擺放。協助連接管道，保持人工氣腹壓為12mmHg~14mmHg(1mmHg=0.133kPa)，密切觀察手術進程和病人生命體征。協助麻醉醫生使病人安全平穩從全身麻醉中蘇醒，安全送回病房，及時清洗攝像頭、光纖等設備。
2.2.2器械護士 準備手術用的包布、器械、腔鏡套、碘伏、消毒紗球、注射器等，與巡回護士共同清點器械及紗塊。協助醫生輸入CO2，建立手術空間，遞15mm穿刺套管和腹腔鏡頭，再在肚臍周圍用5mm穿刺套管穿3個孔作為輔助操作孔，人工氣腹壓12mmHg~14mmHg，建立氣腹的同時，巡回護士應密切觀察患者的生命體征，防止意外發生，醫生先行探查有無腹腔臟器轉移，腹腔內種植灶、腫瘤是否侵出腸壁漿膜層等，所有惡性腫瘤手術均遵循無瘤原則[3]。洗手護士協助醫生分別在兩側腹中的麥氏點。如為女性患者，則遞給醫生大圓針粗線將子宮兩角縫吊于下腹壁處，距腫瘤近端10 cm處腸管用紗條結扎。根據醫生需要分別遞給抓鉗、分離鉗或游離鉗、超聲刀，協助醫生完成病變部位的分離、切割等。病變組織切除后，巡回護士根據醫囑準備1 000 ml～2 000 ml滅菌注射用水及抗癌藥做腹腔沖洗。洗手護士必須有嫻熟的配合常規直腸癌根治術的技術及經驗，還應具備較強的應變能力，以便在發生意外損傷、大出血等情況下轉換手術方式，立即開腹時忙而不亂，配合自如。洗手護士必須全面掌握各器械的性能及使用方法、保養及保管，保證手術能順利運行。如纖維導線不得有彎曲、折疊成角，使其保持自然狀，否則會損害纖維導線，影響腹腔鏡的清晰度手術配合，從而影響手術的進行[4]。整個手術過程中，洗手護士必須保證視鏡面的清晰度，因為當視鏡面進入腹腔后因體腔和體外的溫差而使鏡面上水分凝結為霧狀影響清晰度，故鏡面進入腹腔前預熱或在鏡面上擦拭防霧劑等均能保證鏡面的清晰度。
3 體會
腹腔鏡直腸手術以其切口小、術中視野廣、損傷小、術后疼痛輕、恢復快、術后并發癥少等優點受到廣大醫護人員的重視[5，6]。通過33例經腹腔鏡直腸癌Dixon和Miles根治手術整個過程中洗手護士和巡回護士護理及配合，腹腔鏡直腸癌手術對醫護人員的操作熟練度的要求很高，所以配合腹腔鏡手術護士的基本功的訓練及經驗積累非常重要。同時術前病人有焦慮、恐懼心理，護士在術前訪視時應通過與病人親切的交談使病人緊張的心情得到緩解，并得到家屬的支持，為手術的順利進行打下基礎。直腸癌手術擺放很重要，應根據腫瘤部位不同正確擺放，要能充分暴露術野及便于醫生操作。術中根據手術進程改變病人，并根據腹腔內壓力調節CO2的流量，維持壓力在12mmHg~14mmHg。術中注意給病人保溫，需要時啟動氣腹機加熱CO2裝置，或用暖風機保溫，用溫水沖洗腹腔。惡性腫瘤手術均遵循無瘤原則，切除腸管時用紗塊圍住腸管周圍，防止糞便及病變組織污染腹腔和正常組織。術畢用注射用水沖洗腹腔。本組33例患者均順利完成手術，無一例因手術及術后并發癥而死亡，患者均安全出院。只要手術護士熟練地配合手術，加上醫生扎實的腹腔鏡操作技術，順利完成手術，提高患者術后生活質量是切實可行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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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體育旅游資源 大同市 開發與研究
一、前言
人們生活節奏日益加快，健康逐漸受到各種文明病、環境污染的威脅。為了建立健全群眾體育工作，國家在1995年出臺了《全民健身計劃綱要》這是合乎時代潮流的重大決策在這種大潮流的推動下，體育與旅游相結合的觀念也迅速形成。為了更好地促進大同市體育旅游資源的開發推動體育旅游市場的發展，筆者對大同市的部分旅行機構、管理者以及旅游景區進行了走訪調查。同時進行了抽樣問卷調查以求找到體育旅游開展工作中的不足之處為大同市體育旅游資源的開發提出意見和建議。
二、選題依據
（一）研究對象
為了更好地促進大同市體育旅游資源的開發推動體育旅游市場的發展，筆者對大同市的部分旅行機構、管理者以及旅游景區、景點和相關負責人進行了走訪調查。同時，對消費者進行抽樣問卷調查以求找到體育旅游開展工作中的不足之處。
（二）研究方法
1.問卷調查法：設計大同市體育旅游資源開發問卷調查表共300份，有效回收275份，回收率為91.7%，對消費者就參與體育旅游的諸多情況進行問卷調查。
2.文獻資料法：查閱體育經濟學教程，體育旅游健身與管理論專著以及關于體育旅游的學術期刊和相關報道支撐本論文的研究。
3.調查法：以游客身份走訪大同市全部旅行機構，對當地旅游行業是否開展體育旅游業務和開展的項目、內容、形式進行盡可能詳細的調查。
三、大同市體育旅游開展現狀
（一）體育旅游概念的界定
體育旅游從廣義上講是以各種體育娛樂活動為主的旅游即旅游者在旅游中所參加的各種身體鍛煉、體育康復、體育訓練以及體育文化交流活動等一系列與旅游地體育旅游企業及社會之間關系的總和。從狹義上講是為了滿足和適應旅游者的各種體育娛樂需求借助體育活動使旅游者的身體心理得到和諧發展近而達到豐富社會文化生活的一種社會活動方式。因此無論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體育旅游就其社會本質而言它都是一種社會經濟活動和文化活動的內容。
（二）大同市體育旅游資源
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黃土高原東北邊緣。北鄰烏蘭察布市，東鄰河北省張家口市，西南與山西省朔州市相接，南靠山西省忻州市，是山西省第二大城市素有“煤都”和“鳳凰城”之稱。優越的地理位置為大同市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創造了天然的地理環境。大同市體育旅游資源不僅在省內所占很大比例且與全國其他城市相比也有較大優勢，大同市的旅游資源是很豐富的。
表1 大同市旅游資源一覽表
中國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 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數量 1 1 1 1
所占山西比例 50% 10% 20% 8%
表2 山西省A級風景區數量及分布一覽表
太原市 大同市 陽泉市 長治市 晉城市 朔州市 忻州市 呂梁市 晉中市 臨汾市 運城市 總計
個數 169 69 13 109 33 35 50 34 59 40 40 628
4A級 1 2 — — 1 — 1 — 2 2 1 10
2A級 1 1 3 4 — — 1 2 — 2 2 16
1A級 — 1 1 2 — — 1 1 — — 1 7
自然美景，歷史名城為大同市擁有得天獨厚、豐富多彩的旅游資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體育旅游資源的開發將逐漸成為拉動大同市區域經濟增長的新亮點尤其對增加農民收入和促進偏遠地區致富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體育旅游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投資少、見效快、利潤大的特點可解決就業壓力并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如圖3所示，體育產業與旅游業之間有較為緊密的關系（表3）。
表3 體育產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度
關聯產業 旅游業 服務業 交通通訊業 建材業 食品業 機械業
關聯度 0.21 0.13 0.123 0.11 0.014 0.008
關聯強弱 強 強 強 強 弱 弱
（三）大同市體育旅游資源的開發
1．地文體育旅游資源的開發
大同凝聚了中華五岳之一的恒山和自然風景優美的烏龍峽。優越的地文資源給大同旅游業帶來了廣闊的發展前景如恒山是國家級的森林公園那里風景迷人是旅游者開展登山活動、遠足、定向越野等體育旅游活動項目的理想之地。
2．人文體育旅游資源的開發
大同的人文旅游景觀具有景點相對集中、風貌各異的特點旅客們可欣賞到各具特色的奇峰異景。如云岡石窟、懸空寺等是吸引著廣大國內外徒步游客前來觀光的理想去處。同時大同市也設有多處籃球、游泳等場館吸引著眾多的體育愛好者。
3．民俗體育旅游資源的開發
大同市有許多民間體育活動至今仍源遠流長如民間社火、踩高蹺、剪紙等具有地方特色的體育活動。雖說在目前看來民俗體育旅游資源尚未完全開發出來但卻有很大的挖掘潛力。加大開發力度必然會形成具有大同特色的民俗體育旅游資源帶動旅游業的發展形成一定規模的民俗體育旅游產品拉動體育經濟發展。
關鍵詞：公司法；公司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法律保障。
一、公司社會責任的起源和涵義。
公司社會責任思想最早出現在20世紀初期的美國，1916年芝加哥大學的克拉克（J.Maurice Clark）在《政治經濟學論文" target="_blank">經濟學刊》上發表的《改變中的經濟責任的基礎》一文中寫到“：迄今為止，大家并沒有認識到社會責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業的社會責任。”這是可查實的、最早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文獻。然而，克拉克雖然最早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但是他并沒有給出公司社會責任相應的概念或定義。直至近四十年后，鮑恩（Howard R.Bowen）才首次明確了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鮑恩1953年的劃時代著作《商人的社會責任》被公認為標志著現代公司社會責任概念構建的開始，其將“商人的社會責任”定義為“商人具有按照社會的目標和價值觀去確定政策、作出決策和采取行動的義務。”
公司的營利性和公司的社會責任并非是絕對對立的，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若只強調公司的營利性，則會導致公司為了營利而不擇手段，爾虞我詐，不惜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這將導致整體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和不安，最終也不利于公司的良性發展；若只強調公司的社會責任，則會令公司背上嚴重的負擔，挫傷公司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最終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不前，同時也損害了職工、消費者等與公司相關的主體的利益。因此，應當用公司“利潤最優化”取代“利潤最大化”，即公司在為股東追求利潤的同時，適當地兼顧公共利益，在滿足股東對利潤的需求時，又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達到公司的營利性和公司的社會責任兩者之間的良性相互作用。
在我國，公司的社會責任通常是指，公司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們營利或賺錢作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應當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這些社會利益包括債權人利益、雇員（職工）利益、消費者利益、中小競爭者、當地社區利益、環境利益等內容。
二、有關公司社會責任立法的現狀。
我國2005年修訂的《公司法》第一次以法條的形式規定了公司的社會責任“：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公司法》采取了“應為”
模式的法律規范，強調公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這顯然與授權性、鼓勵性法律規范迥然不同。從約束規范上看，既有法律，又有道德；從約束主體上看，既有政府，又有社會公眾；從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性質和內容來看，這顯然應當理解為公司的一項硬任務、一項嚴格法律意義上的義務。《公司法》的新規定，說明公司已經逐步成為市場中最重要的主體和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公司的一舉一動，將影響眾多與公司利益相關的社會利益。因此《公司法》對公司的社會責任加以規定，是符合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現狀和世界潮流的。然而，或由于立法水平的限制，或出于對減輕公司負擔、促進公司發展的考慮，《公司法》中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也存在著不可忽視的缺陷和漏洞。
首先，《公司法》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過于狹窄，不夠全面。《公司法》及一些相關法規對公司職工的利益保護作了較為詳盡的規定，然而它對于公司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如債權人、消費者、當地居民等，公司應當如何盡社會責任以及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的限度卻沒有作出相關的規定。以當地居民為例，公司對其所在地居民的責任主要體現在環境保護上，但是在當前的公司法中對這方面的規定卻是空白的。而在相關的環境保護法規中，也僅僅是對公司的排污標準和處罰標準作了相關的規定。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在發生了重大污染事件，致使當地居民的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后相關部門才對肇事公司進行查處整頓。
因此如何在事前對公司進行法律規制，防患于未然，這就顯得極為重要。
其次，《公司法》沒有明確規定公司社會責任的性質，即公司應當承擔社會責任究竟是基于法律義務的要求還是道德義務的要求。我國《公司法》強調公司具有承擔社會責任的義務，卻沒有說明義務的內容，這又給人產生一種公司的社會責任僅僅是一種道德責任的感覺。這樣的一種模糊性的規定客觀上帶來了實施的不便，因此有必要分清公司必須承擔的法律責任和其應盡的道德義務的關系。因此，明確公司的社會責任的性質，有利于公司社會責任的落實，杜絕公司以道德責任無強制執行力為由而逃避社會責任。
再次，《公司法》規定的公司社會責任可訴性不明確。
《公司法》盡管規定了公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但是卻沒有對公司如果不承擔社會責任時應承擔何種后果、公司的利益相關者能否以及如何要求公司承擔社會責任以保護自己的利益等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因此，如果不對公司社會責任的可訴性問題作出規定的話，公司的社會責任制度將僅僅成為一種擺設，而無法落實到社會經濟生活中。
三、公司社會責任的實現與完善。
1.完善與公司社會責任相關的法律法規，加大執法和司法的力度。
對于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和性質，應當在公司法中作出明確的說明，并且明確例舉公司社會責任的具體內容，并通過《勞動法》、《消費者效益保護法》、《產品責任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形成有關公司社會責任的內容體系。另一方面，勞動者和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的弱者地位決定了要切實保護勞動者權利和消費者權益就必須輔之以行政行為，加強管理論文" target="_blank">行政管理和監督。因此在執法和司法上，應當加大監管力度，防止公司濫用經濟力量，損害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合法利益。同時，加大對損害社會利益行為的處罰力度，將成為維持和貫徹公司社會責任的最后一道屏障和最有效的防線。
2.改善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進一步完善勞動者、消費者與其他非股東利益代表在公司機構中的參與制度。 轉貼于
我國2002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第一次以專章的形式規定了利益相關者，并明確提出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續發展、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應關注所在社區的福利、環境保護、公益事業等問題，重視公司的社會責任。然而，仔細研讀后卻不難發現，該項規定僅具有指導作用，對于公司卻并無真正的約束。其原因在于在當前的公司治理結構下，公司中的權力機構———股東會，決策機構———董事會往往都由股東或者代表股東利益的人組成，因此在公司的運作和決策中，都是以實現股東的利益最大化為核心和出發點的。促進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維護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應當從公司的內部著手，通過健全法律法規，完善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使更多的利益相關方參與到公司的治理中來，使公司的經營真正能夠體現社會整體的利益，維護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和健康發展。
3.建立披露信息機制和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激勵機制。
在我國當前的信息披露機制下，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圍僅限于公司的財務和業務等信息。但是，隨著公司的壯大和發展，公司的一舉一動已經影響到越來越多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因此有必要擴大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圍，如公司的債務情況、企業內員工權益的保護狀況、商品質量及消費者投訴狀況、環境污染狀況、社區關系狀況等也應當納入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圍。企業以追逐利益最大化為行動綱領是無可厚非的，這是企業創新的重要激勵因素，也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驅動力。因此，加強公司利益與公司社會責任的一致性，是促使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根本途徑和方向。建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激勵機制，能夠使公司的社會責任與營利性目標有效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企業發展的持久動力。
4.借鑒國際經驗，引導公司參與社會責任標準認證。
公司社會責任的推展離不開相關社會責任標準的認證活動。一般而言，這類認證是在政府的指導和監督下，由非政府組織出面建立獨立的第三方認證和審核機構，從社會、經濟、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等各個方面，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給予客地的評估和審核，并定期公布評估結果，使之成為權威的參考依據。社會責任標準認證客觀上形成了一種約束機制，可以促使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因此政府應當引導企業參與社會責任標準的認證。以SA8000為例，SA8000是1997年8月由美國非政府組織———社會責任國際（SAI）制定的社會責任標準，是全球第一個針對企業的社會責任認定標準，其宗旨是規范企業道德行為。它把企業的非經營性、非技術性要求如人本管理、商業道德和精神文明等指標化，使關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保護人有了可衡量的具體量化標準。
5.加強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訴權保護機制。
目前我國新《公司法》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尚屬于一種倡導性的規范，缺乏訴權的保護。例如《公司法》第五條規定了公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那么如果公司不履行社會責任，該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法官該如何作出判決，這些都存在一些法律適用的難題。因此，在以后《公司法》的司法解釋及其他配套法律法規中，應該完善有關公司違反社會責任時應承擔何種法律后果的規定，賦予利益受損的利益相關者以訴權，保證他們的權益能夠得到及時的救濟，這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督促公司積極地履行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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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經濟特征 影響 營鉆應用
新世紀開端，迎來了新經濟的曙光，新經濟有何基本特征?成為新一輪管理論壇熱:新經濟必有新運作規則，其對我國營銷創新有何影響?構成新世紀營銷新規律所在。新經濟實踐涉面甚廣—營銷創新應用如何?引人深思。
一、新經濟時代經濟創新基本特征
特征之一，經濟四要素“知識”比重在上升。傳統經濟包括農業和工業經濟，“三要素”論源遠流長，數千年倡導繁衍、耳熟能詳。而作為創新要素“知識”加入，形成‘.四要素”說，多聞于世紀之交，專家學者達成共識，列為四要素之首，尤顯其特性:即知識要素的充裕性①。皆因前“三要素”盛行至今已受時空限制，國界、種族、觀念隔離、亦難有’‘予取于求、隨之取用“之便利而顯遜色。唯獨知識要素，完全無上述約束，只要愿意，可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來形容。僅如過去的一年，發表的學術論文、專利技術、科研成果以成千上萬計，成為人類社會生產的無窮財富。所以“知識要素”雖立論不久，或叫初具形態，且有轉化受阻種種障礙;但其意境深遠、力貫全球、活力無比，成為現代企業家，投資、生產、經營者發展戰略首備之品—可示其經濟創新論中位高而權重的發展趨勢。
特征之二，新經濟發展加快了“知識”滲透。“土地、勞力、資本“構成三要素說，②.是傳統經濟重要物質基礎，因“高能耗、高污染、低產出、低效率”等弊端而風光難再。但.‘三要素“論完整性、嚴密性、系統性等經濟作用亦難于被動搖。新經濟發展，‘’三要素”作用在相對下降，但并非言可取代，因為知識創新威力，要通過傳播滲透才能發揮出來。如知識滲透于’‘土地”要素，才會有土地資源利用率的提高;滲透于“勞力”，才會有勞動品質的提升，勞動效能的發揮;滲透于“資本”，才會有資本運作本質的變化或更新。同時在知識傳播、滲透面前人人平等，取之容易;許多企業家，借助知識力量而取得輝煌的成就，這是新經濟的貢獻。
特征之三、經濟理論兩大支柱面臨新沖擊。傳統經濟理論中有兩大支柱說。第一支柱是“邊際效用價值”論:認為消費者(家庭)收入受硬性約束，邊際效用價值下降，產品價格下調，引發需求上升;反之則下降~一衍生出需求變動規律。第二支柱“生產費用主導”論:即資源性生產費用上升，產品有利可圖，供給會增加;反之則減少.一形成供給變動規律。③沖擊來自兩個方面。其一。網絡信息發展，使交易成本不斷下降，產品價格趨低，家庭實際購買力會上升;加之發達國“財富效應”—股市上漲增加家庭虛擬收人，均沖擊了家庭預算“硬性約束”論。其二、新經濟中知識作用上升，廠商受資源性約束的供給行為也發生了變化;又如網絡經濟普及后，免費提供網絡和電子郵件服務的廠商會越來越多，從而使“有服務就要收費，’等老行規老慣例受到挑戰。于此，用傳統供求規律，來分析未來營銷行為，已難有更多意義。
特征之四，“注意力”經濟成主導世界潮流。象時裝模特展銷吸引觀眾注視力那樣。企業發展“注意力”經濟①，以招徠消費者已成新潮。新經濟發展，企業.‘注意力”營銷—通過網絡宣傳，樹立企業產品形象;或經精心沒計制作打扮，成為某一特定領域“霸主”;或營造購物“天堂”，成為顧客網_l之首選等，從此有了廣闊天地。獲得了“霸主、’地位，或有了“注意力”形象的廠商，當然能帶來無限商機。而于無限商機中，孕育出主導世界潮流的許多新秀，顯然又是新經濟的貢獻。
當然，新經濟實踐深人還會創造出;如能實現經濟良性循環，帶來收益遞增;邊際成本趨近于零。實現價格永恒降低;“物以多為貴”;提供無限能力與機會等運作特征等。但其要求也是苛刻，甚至是殘酷無情。有喻新經濟如一個個競爭漩渦，稍不留神即被淹沒。并非危言聳聽。
二、新經濟影響營銷創新幾個方面
影響之一，打破時空障礙全球范圍可營銷新經濟出現，信息傳播已無國別地域之分，從生產與銷售理論上看已無逾越之障礙—廠商與消費者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尋找貿易伙伴。影響所及，應從狹窄的國內區域營銷，轉向國外或全球性營銷。特別是暫處弱勢者
，已有可能“大處著眼、小處人手”立足全球營銷觀起步，營銷創新由此而生而發。
理論依據是:首先，隨著生活水平提高.個性化需求崛起，“靠資本、拼勞力”的規模化同質營銷已難于湊效，國際市場異質化營銷已成新亮點。其次，新經濟時代雙向溝通加快，物流。商流、信息流交換頻率增加，借助網絡形成“高效率、低成本”的互動營銷網，為全球性或異質化營銷創造了物質基礎。第三，國內“企業、高校、科研機構”一條龍服務的政策導向或成功實踐，加快了科技成果轉化速度，為全球化營銷創新大開了方便之門等。
影響之二，市場多變數引發營銷新組合。新經濟發展拉近了消費者距離，但也加劇了同類產品生產者的竟爭，依據國際市場多種變數而可實現營銷新組合。如產品創新，可抓住消費者心理、生理需求變化，把握住個性化需求規律.以提高科技含量，擴大功能用途，增加附加價值或文化內含等來滿足。又如價格決策—網絡化市場要求，一是產品類型的滿足，二是價格成本的可接受性;而企業則可按成本要求提供柔性產品概念，再按概念組織生產或售貨—彈性化成為可能。再如分銷，已出現電子虛擬市場。無形商店、電子貨幣等多種數字化交易方式，中間商中介作用已大為降低。促銷、信息網絡使無紙化促銷成為時尚，將有圖文并茂的產品索檢，價格動向一覽無余;網絡的定制化功能可將產品組合信息集中儲存、自由存取，為消費者提供充分的購物空間。當然還有其他變數影響營銷組合因素，構成新經濟營銷創新的更大空間;
影響之三，營銷添智慧出現創新“蜂聚”期。新經濟新技術風起云涌，創新的巨大動力已不局限于單項、局部性，且有成片成批的疊加效應。有專家稱為創新“蜂聚““現象出現并非偶然。
從市場創新著—出現一種新技術產品后，將有一系列創新活動以招攬顧客，亦會有全新產業問世，或控制一種至幾種新原材料基地;甚至出現一種嶄新的經濟組織，以鞏固壟斷地位，或創新壟斷市場方式等。以計算機實踐為例—已從單機、大型、單功能、低速度、專用機。向多機化、微型化、多功能、快速度、網絡化發展。特別經營銷專家或智慧營銷的介人，將以低成本高效率、易操作性，而廣泛滲透到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在實現工商交通、金融、郵電等聯網后，又將派生出大批信息產業或相關產業，甚至出現產業帶，產業群體、產業鏈條—“蜂聚”接踵而來，新經濟功不可沒。
影響之四。優化“系統”論可把握營銷主動權。新經濟信息網絡化，僅是解決了“速度、效率、安全、方便”等傳統貿易老大難問題，而“勝算性如何”還要靠謀略智慧，或貿易成熟性。西方諸強已有高科技70 96、市場分額80%以上的竟爭優勢②，于中國未來營銷影響探遠:優化“‘系統”論或可以“系統營銷”論策應，新經濟條件更有可能。
首先調整營銷心態:承認科技營銷落后;但不甘合落后科技營銷。其次，堅持市場細分、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依據國情揚長避短，瞄準高科技目標。
再次，重視消化吸收，實現高新技術第二次創業。還有，創造寬松環境，著力改善新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立法，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維護知識產權，反對地方保護主義、打擊偽劣假冒侵權行為等。還要熟悉““人世’“后的世貿規則，防止高科技貿易’‘被詐、被罰、被假”的發生等。高科技貿易復雜性，以“系統營銷”論把握營銷主動權，或可以消除新經濟運作缺陷帶來的負面影響。
三、新經濟營銷創新應用的幾點思考
新經濟時代的營銷創新應用，從理論到實踐均要有個較長期的適應過程，如下幾點可助‘“創新”思路，對初涉營銷者更應慎密謹為。
思考之一，自我約束激勵創造“.購物天堂”。新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企業自強自律，不斷消除低效率和浪費現象，減少不合理利潤因素，自覺抵制偽劣假冒、欺行霸市等。激勵全體員工拼搏進取，敬業、樂業、愛業，提升自我品質;大力弘揚團隊意識，更新企業形象，千方百計留住顧客，營造真正的.‘購物天堂”。
利用多種外因營造“購物天堂，，.如通過網絡傳輸商流、物流信息、創造時空效應，產生““購物方便”感;或以產品新概念引導潮流，成為消費者“、理想產品策源地信譽”感;適時開展’‘升質降價”促銷活動，產生消費者‘.低支出，高品質享受，，感;還要加強公益宣傳、樹立綠色品牌，形成‘.熱心公益、放心消費”的認同感，將“、方便、理想、享受、認同”的情感運用于營銷的全過程。確立‘“購物天堂”的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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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思考之二，天時地利人和長駐于市不衰。新經濟網絡開闊了眼界，擴大了視野。新產品層出不窮，往往因一個小理念的轉變而賺了大錢，又會因一個小小失誤而血本無歸。因此新經濟時代的營銷創新，應有‘“瞻前顧后，觀微知著、抓住本質、攻防有略，進退有序”等氣魄與膽識。或者古商邦經商理念—““天時地利人和，長駐于市而不衰”中，悟出營銷創新的靈感:
所謂‘“天時”是指營銷大氣候—堅信新經濟是人類社會新商貿的良好開端，將為企業帶來無限商機。而謂“‘地利”則指現有土地、勞力、礦產資源，以及替在需求等優勢。所謂“人和”是我國經商者的傳統美德。特別是我國‘“入世”后，建立、健全國際經濟游戲規則，創造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 亦為外資企業提供穩定、寬松的市場準入機會等。堅持有理做贏人，和氣營出三贏家。
思考之三，堅持辯證營銷立于不敗之地。組大聯強，固然是.‘實力、信譽”的象證在國際貿易之中亦有按資本區分信譽度—“實力論英雄”的主張。但大有大的難處，小有小的優點。而新經濟是一種突破。如’‘小吃大”、“快勝慢”、“新吃舊”等，有經濟學家稱之為新經濟規則，①，亦有喻之為新營銷辯證法。
新經濟時代，所以會“小吃大，，，本質是小者精悍、鱗角鋒銳、觸覺敏捷，開拓營銷自然所向披靡;而自稱大者‘為大所累笨拙不已，往往無可奈何被拖累。’‘快勝慢”。關鍵是““快者靈氣生“，，富于靈氣的營銷，順應新經濟所追求的個性消費目標，慢者只能吃“剩飯，’;’‘新吃舊”，是新(潮)能主導消費意向，代表時代精神，淘汰陳舊落后者。完善此類營銷辯證觀，就能”劣中求強”、棄舊圖新、轉敗為勝。
思考之四，著力“‘雙技改，，引導營悄網絡化。據資料反映。我國傳統企業比重}o }以上，而科技貢獻率比重在30%以下，難與西方強勢企業相比，技改之路任重而道遠。所謂知識經濟，有喻為.“知識加經濟”③，就是在傳統中增加知識比重。而謂新經濟是以信息技術革命為特征，網絡化為其重要表現。因此，傳統企業進入新經濟就要完成兩大技改任務。即一方面完成技術改造以實現工業化目標;另一方面，要完成信息技術改造以實現信息化、網絡化:圍繞雙技改構成企業間的立體競爭—網絡化營銷空間拓寬。
關鍵詞：民族旅游 瓶頸 隱性成本
民族地區旅游的發展是一個全國性的課題。連南瑤族自治縣也試圖發展民族旅游，以便不僅為縣域經濟的發展找到突破口，同時也為民族旅游的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財政基礎。本文試圖從實證的角度研究，連南民族旅游所受瓶頸形成的原因，分析其后果及其解決方法。論文的第二部分分析連南旅游業的發展現狀；第三部分指出連南民族旅游存在的瓶頸、表層原因及深層原因，涉及旅游產業對經濟的帶動效應弱的問題及隱性成本的存在；第四部分主要研究隱性成本，討論誰應承擔隱性成本和如何承擔隱性成本；第五部分是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1.發展現狀
1.1民族旅游資源概括
連南是世界經典樂曲《瑤族舞曲》的故鄉，是廣東省三個少數民族自治縣中少數民族人口最多的縣。“瑤族耍歌堂”、“瑤族長鼓舞”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南崗、油嶺村被國家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南崗古排被授予“中國歷史文化名村”稱號。這些資源為連南旅游奠定了發展的基礎。
1.2民族旅游的發展階段
如果以第一屆中國（連南）瑤族文化藝術節的舉辦為標志，1978年以后連南的民族旅游發展過程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0-2008年，這一時期的中心內容是整合旅游資源和建立相應景點。第二階段是2009年至今，其中心內容是實現連南旅游資源的縣級統籌并實現景區的承包經營。
1.3加快發展民族旅游的必要性
發展民族旅游既可以將為文物保護提供必要的資金，也可以加快連南的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傳統經濟的發展基本上是建立在高耗能、高污染的基礎之上的，以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這在連南也不例外。可以說，正因為以上發展方式的存在，連南GDP在過去幾年才得以獲得增長。然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后，由于國外經濟環境的變化，珠江三角洲典型的出口加工創匯路子已經越走越窄，實體加工產業受到明顯沖擊。如果仍然沿襲傳統模式，不思改變，不僅經濟的發展難有保障，而且經濟與社會、環境的矛盾將日趨尖銳。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勢在必行，而培育民族旅游產業是連南發展戰略的一個考慮。
2.發展中面臨的瓶頸及其原因
2.1發展中面臨的瓶頸
從表1可以看到，2001年，連南縣旅游收入占GDP比重為6.33%，經過五年的發展，此比重達到6.63%，僅僅提高了0.3%，年平均提高0.06%。而增長率卻表現驚人。除了2003年受“非典”影響增長率成負數及2005年的9.00%之外，其余年份均達到了20%以上。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一方面是由于連南旅游發展的底子薄，產值低導致的旅游收入的快速增加不足以引起GDP占比的明顯變化。另一方面則是由于通脹因素造成的，在扣除物價影響的情況下，連南旅游收入的增長率也會降低。如果過分看重增長率的話，會忽視連南旅游存在的關鍵問題。
連南民族旅游遇到的瓶頸問題是旅游收入占整體經濟的比重難以提高，對經濟的帶動效應偏弱，這與旅游產業的支柱地位是不相對應的。雖然一直在努力，但收效甚微。要突破發展瓶頸，就必須從其原因開始分析。
2.2表層原因剖析
其一，民族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沒有獲得應有重視。如果仍然沿襲招商引資的做法，而不考慮民族旅游的特殊性，在景區日益商業化的情況下，當地民族文化的保護與傳承由于缺乏利益的驅動機制民族文化的保護將遇到很大的挑戰。
其二，“體制偏向”。經營權的轉讓，一方面可以讓景區的開發擁有了資金保障，另一方面可以引入市場化運作，加強管理。但由于體制過渡需要時間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目前的景區開發仍然沿襲了傳統運作方式。當地村民只能依附于旅游經營機構被動的參與開發，來源于旅游業的收入不大。
其三，旅游開發不深入。從理論上說，民族旅游的開發涉及面廣，收入的來源也應該多元的。在研究收入來源時，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景區的收入與游客人數密切相關。圖1直觀表現了這一點。景區收入絕大部分來源于門票，說明景區的開發程度較低，配套設施建設滯后。
2.3深層原因剖析
在旅游收入增長率高達20%的基礎上再進一步提高增長率以突破當前民族旅游“瓶頸”問題顯然是不可行的。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村民參與景區的權限。在不改變下述前提的基礎上，我們很難把握住村民擁有權限的程度，這個前提就是如何處理隱性成本。對顯性成本的控制導致的對隱性成本的弱化是造成“瓶頸”問題的根本原因，突破“瓶頸”必須從解決隱性成本入手。
3.隱性成本的承擔者與承擔方式探討
3.1誰應承擔隱性成本
隱性成本具有隱蔽性、復雜性、累積性、不易量化、時空變化性的特征（李慶雷等，2012），因此進行解決的難度較大。在如何承擔隱性成本這個問題上將出現兩種選擇和后果：一種選擇是繼續由村民及景區管理機構來完成，這對他們而言顯然是不現實的，而其后果正如我們前面分析所見：村民和景區參與旅游的積極性不高，旅游開發不深入和民族文化發展遇到危機，由此造成景區旅游收不抵支，“瓶頸”問題顯現。
第二種選擇是由連南政府來承擔景區開發積聚起來的隱性成本開支，而這是順理成章的。一方面，在傳統經濟體制下，村莊的管理由于彼此熟悉的關系網得以進行。而在開發成景區后，市場意識開始滲透，進而出現“免費搭車”、 “公地的悲劇”等等現象（司馬志，2012）。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對于生態環境質量維護、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等等成本的承擔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政府具備了動員較大資源的能力，可以有效解決隱性成本較大的問題。
3.2如何承擔隱性成本
國內通行的做法無非是使用地方稅收、上級撥款、銀行借貸等。統計數據表明，1987年以來，連南的所有年份均為赤字。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赤字規模從一億多逐年上升到2010年的3.94億。因此，除非重新調整政府收支結構，壓縮行政性開支和基本建設支出，否則，依賴政府從經常性收入中再拿出一部分來彌補隱性成本的可能性不大。
通過上級撥款來補充一部分成本支出金額仍然是現階段的主要選擇。從可行性來看，連南所屬的廣東省經過改革開放積累了相當的財力，支援北部山區的發展是“先富帶后富”的具體反映。此外，連南還可從國家的民族政策中獲取一部分的資金支持。從銀行借貸籌資的角度來看，2000年至2010年，連南縣金融機構的存差（即存款余額與貸款余額的差）從3.56億增加到13.77億，增長了287%。存差占地區生產總值比例由82.07%降為72.92%，依然保持高位1。這表明，提高連南內部資金的利用率是一個值得期待的問題，向銀行借貸是補充上級撥款不足的一個重要籌資渠道。
4.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4.1研究結論
本文的研究認為，解決旅游“瓶頸”問題是連南民族旅游發展成功的關鍵。只有真正處理好民族文化與民族旅游的關系，才有可能充分調動人們參與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由此真正促進連南民族旅游的內生增長。而處理隱性成本又是解決“瓶頸”問題的關鍵。因此，問題的邏輯鏈條就在于：如果不解決隱性成本問題，連南民族旅游就很難突破“瓶頸”；而如果“瓶頸”問題不解決，現有旅游在實質上就仍然是傳統的旅游，而非民族旅游。它解決了民族旅游短期內獲得收益的要求，但它沒有解決民族旅游更加致命的問題—民族旅游開發與民族文化保護之間的矛盾。
4.2對策建議
4.2.1更新理念，充分準備。旅游地要樹立正確的旅游開發成本觀，摒除“旅游開發投入少、見效快”的理念，充分認識到隱性成本的存在和效益實現的長期性，做好心理、時間和資金方面的準備。
4.2.2創新渠道，籌集資金。通過市場化途徑盤活資產、運作項目，充分利用特殊政策爭取資金，整合利用相關部門的資金，借力、借勢、借腦籌集資金，利用創新、創意節省資金，形成多元化的資金籌集渠道。
4.2.3多元發展，規避風險。充分發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多重效益，重視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培育產業融合類建設項目與旅游項目，力爭形成隱性成本效益實現路徑的多元化格局，化解單一依賴旅游業可能帶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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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洗錢；反洗錢；監管制度
文章編號：1003－4625(2011)08－0106－06 中圖分類號：F832.2 文獻標識碼：A
認識是人類在實踐的基礎上對外在客觀世界的能動反映，人類對洗錢和反洗錢的認識，也要在掌握洗錢和反洗錢基本規律的基礎上進行。從已有的相關文獻看，業界對洗錢和反洗錢的研究深度和廣度與人類反洗錢實踐水平密切相關。隨著人們對洗錢危害、影響及后果的認識越來越深刻，各國政府、國際組織采取的反洗錢措施也就越來越嚴密。因而，業界對洗錢和反洗錢的研究也遵循著這樣的規律：洗錢活動的危害、影響及后果一洗錢活動產生原因一打擊洗錢犯罪的刑事立法研究一預防和遏制洗錢活動的行政手段研究一反洗錢制度、框架、技術、方法等研究。本文重點對洗錢涵義和反洗錢監管制度等方面的研究進行總結評述。
一、關于洗錢的研究
關于洗錢的研究，可以概括為來源“引申化”、定義“官方化”、過程“階段化”、危害“不確定化”。
(一)來源引申化
從已有文獻來看，洗錢最早來源于20世紀初美國舊金山一家飯店老板圣-弗朗西斯的行為。該老板看到飯店收取大量沾滿油污的硬幣容易弄臟顧客的白手套，而這些污染的硬幣可能會影響飯店的日常經營，于是就用堿液清洗這些“臟錢”。因而，最初的“洗錢”行為是與犯罪沒有任何關系的一般清潔行為，與現代意義上的洗錢含義有重大區別。現代意義的洗錢行為則是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芝加哥阿爾?卡彭(Al?Capone)等有組織犯罪集團以經營洗衣店為名，將販毒收益融入正常的營業收人并申報納稅，變成合法收入的一部分，業界普遍認為這就是現代意義上帶有犯罪性質的洗錢活動的開端。
第一次使用“洗錢”是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水門事件”期間，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松的競選班子將受賄所得的非法政治捐款轉移到墨西哥，隨后再通過邁阿密的一家公司將這些資金轉回美國，此后英國媒體報道了這一事件，并創造性使用了“洗錢(Money Laundering)”一詞。而最為權威的英語詞典《牛津英語詞典》則在“Launder”詞條中收錄了洗錢的現代含義，特別援引了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相關報道"Suitcases stuffed with 200,000 dol－lars of Republican campaign funds；money being‘laun－dered’in Mexico”。可見“洗錢”的現代意義與其原意不盡相同，而是在其原意基礎的引申。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服務國際化，洗錢手法和方式隱蔽性、多樣性、專業性和技術性的特征越來越明顯，洗錢的過程也越來越復雜，更加賦予了“洗錢”一詞的現代含義，在現代法治社會中已成為一種犯罪的專有名詞。
(二)定義官方化
由于洗錢是一種嚴重的經濟犯罪行為，從目前的文獻資料來看，對洗錢的定義大多見諸各種國際公約、各國法律。
1988年《聯合國禁毒公約》第3條第1款將洗錢定義為：“(一)明知財產得自按本款(a)項確定的任何犯罪或參與此種犯罪的行為，為了隱瞞或掩飾該財產的非法來源，或為了協助任何涉及此種犯罪的人逃避其行為的法律后果而轉換或轉讓該財產；(二)明知財產得自按本款(a)項確定的任何犯罪或參與此種犯罪的行為，隱瞞或掩飾該財產的真實性質、來源、所在地，處置、轉移相關的權利或所有權”。這是最早得到國際上認可的正式的定義。此后的1995年《聯合國禁止洗錢法律范本》對洗錢作了如下界定：“直接或間接參加來自于犯罪收益的財產的交易，接受、擁有、隱匿、掩蓋、處理犯罪收益財產或將犯罪收益財產帶入所在國；明知或者有理由表明財產來自于非法活動或者間接非法活動變現而來，沒有合理的理由，不采取合理的步驟確認財產是否來自于非法活動或者直接或間接從非法活動變現而來”。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從監管者的角度1988年對洗錢下的定義為：“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可能在無意中被用作轉移或儲存來自犯罪收益的中介。犯罪分子及其同伙利用銀行系統付款和將資金從一個賬戶轉入另一個賬戶，掩蓋資金的來源和受益人以及通過保管設施保存銀行票據，這些行為一般稱之為洗錢”。
此外，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等國家也都在相關的反洗錢立法中明確了洗錢的定義。我國則在刑法修正案(六)第191條明確了洗錢犯罪的定義，“明知是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提供資金賬戶，協助將財產轉換為現金或者金融票據，通過轉賬或者其他結算方式協助資金轉移，協助將資金匯往境外，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即構成洗錢罪”。
可見由于洗錢活動的特殊性及打擊洗錢的專業性，對于洗錢的定義一般由國家立法機關或權威組織界定。
(三)過程階段化
洗錢通常涉及以隱藏資產來源為目的一系列交易，以方便罪犯在處置這些資產時不被暴露。對于洗錢的過程，杰弗里?羅賓遜(1998)認為，典型的洗錢有三個階段：一是放置(Placement)，即洗錢分子將犯罪收益融人合法收入放入銀行，轉化為金融機構存款；二是離析(Layering)，即掩飾犯罪資金的來源與實際控制人的關系，掩蓋其非法特征；三是融合(IntegrNion)，即將清洗后的犯罪收入或資金轉移至與犯罪組織或個人無明顯聯系的合法組織或個人的賬戶中，從而完成整個洗錢過程。
國內學者多是借鑒國外經驗，也將洗錢分為三個階段，盡管表述不盡相同，但意思相近。鄒明理、宮萬路(1997)認為一旦非法資金業已被存人金融機構，該筆資金可以電匯的形式存放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其運作步驟為：部署，主要指非法資金存入金融機構以便將其轉化為無紙存單；也可以把贓款走私到境外而只申報一部分或不申報；或者以商業機構作為屏障，以解釋巨額現金儲蓄的來源；或賄賂銀行管理人員以免于銀行的審查。分層，即洗錢分子偽裝交易的層次，以迷惑司法機關。同化，一旦非法資金經過足夠的“屏幕公司”多次使用，則將不必擔心被查獲。周云龍(1999)認為洗錢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放置就是將販運所得的收入轉移到金融系統中；離析是旨在隱瞞非法現金來源的一系列轉移活動；歸并是洗錢的最后階段，在這一階段，非法所
得終于同化為合法收入。陳亮(2000)認為洗錢通常有三步：存放階段，對來自非法活動的現金款項進行處理；分離階段，通過一系列復雜而頻繁的金融交易掩蓋資金的來源；融合階段，將資金轉回犯罪地，以合法的形式回到罪犯手中。張燕玲(2002)認為洗錢活動的過程相當復雜，也沒有固定的模式，但是從邏輯上講，一個典型和完整的洗錢過程包括三個階段，即放置階段、培植階段和融合階段。封文麗(2002)認為典型的洗錢交易分以下三個過程：入賬，即通過存款、電匯或其他途徑將不法收入放入一個金融機構；分賬，即通過多次復雜的轉賬交易，使犯罪活動收益脫離其來源；融合，以一項顯示合法的轉賬交易為掩護，隱瞞不法錢財。通過這些過程，罪犯便將非法所得轉移并融合到有合法來源的資金中。有時洗錢過程中的三個階段并不容易明顯劃分，李若谷(2004)認為洗錢活動的過程相當復雜，模式并不固定，但一般的洗錢過程有四個特征，洗錢分子首先要考慮隱藏犯罪收益的真正所有權和來源；其次要改變有關犯罪收益的形式，例如，將現金變成金融票據；再次，盡可能避免在洗錢過程中留下明顯痕跡；最后，洗錢全過程能被洗錢分子有效控制。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三個階段有時明顯，有時則發生重疊，交叉運用，難以截然分開。
(四)危害不確定化
從國內外的研究成果來看，洗錢危害的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危害后果不確定和洗錢規模不確定兩個方面。由于洗錢活動侵害的是一個國家的經濟金融秩序，并沒有最直接的受害人。因而，對一國的洗錢規模及對經濟金融活動的損害難以直接觀察，單從局部或微觀領域角度出發很難研究。Quirk.Peter.J(1997)就國際范圍內的橫截面數據進行了計量分析，對一國貨幣表現和洗錢、逃稅、就業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論是洗錢對一國貨幣具有重要影響；在1997年的研究中，他進一步指出，犯罪行為是工業國家通貨和貨幣需求之間存在差距的重要解釋變量，犯罪量每增長10％會導致通貨需求量減少10％，總的貨幣需求量就會減少6％，而從貨幣需求的變動情況也能估計出洗錢的規模。
由于反洗錢數據屬于國家秘密，反洗錢權威機構受制于保密要求不能隨意向社會公眾，國內諸多研究機構和學者由于無法掌握上述數據，因而對我國洗錢規模的測算不一定能夠反映全貌。如蔡羽中(2002)估算，中國每年通過地下錢莊“洗”出去的2000億元人民幣黑錢主要分為三部分：走私收入洗錢約為700億元人民幣，腐敗收入洗錢300億元人民幣，其他則為外資企業把合法收入通過地下錢莊轉移到境外，逃避在中國繳納稅款。梅新育(2004)通過計算，得出1987-2002年中國資本外逃合計2766.6億美元，是同期我國利用外債資金總額的1.47倍。其中1998年，中國資本外逃規模平均估算為536.8億美元，大大超過當年實際利用外資金額455億美元，當年中國資本外逃占GDP比重高達5.7％，甚至超出金融危機時期的墨西哥、韓國(約2.2％)一倍以上。盡管如此，上述學者的研究成果對于測算我國洗錢規模仍具有開創性意義。
國內對洗錢危害的研究多采用規范的方法闡述。一般來說，洗錢破壞市場經濟規則，干擾經濟運行，嚴重危害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梁英武(2003)認為洗錢危害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發展，造成經濟扭曲，導致經濟調控政策失靈，阻礙民營經濟發展；危害金融體系，引發信任和支付危機，影響利率和匯率的穩定；損害國家形象及危害政治穩定與社會安定。李東榮等(2004)則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等三個方面闡述了洗錢的危害，洗錢對國內政治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洗錢滋生腐敗，影響政府信譽；洗錢對國際政治關系的影響表現在洗錢會嚴重損害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威信，反洗錢工作不利會使國家陷入孤立的境地；加劇國家間貧富差距的拉大，從而使得窮國依附性加強，為南北問題的解決雪上加霜。洗錢對經濟的影響表現在破壞整個社會信用體系，對金融機構的損害尤為嚴重，以洗錢為目的的假投資造成經濟短期內的假繁榮，對一國金融市場產生不良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會受到沖擊和影響，影響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影響守法投資者的投資信心。洗錢對社會的影響主要有：洗錢助長上游犯罪行為，影響社會穩定，損害社會公平原則和威脅國家安全。
二、關于反洗錢監管的研究
(一)國外反洗錢監管文獻綜述
從國外的反洗錢監管研究成果來看，對反洗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機構反洗錢、反洗錢監管制度、反洗錢監管組織架構、經濟學在反洗錢中的應用和反洗錢信息技術等領域。
1.金融機構反洗錢研究。從國際反洗錢監管經驗來看，幾乎所有涉及反洗錢的國際公約都把金融機構反洗錢置于核心地位，反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FATF)1990年提出了促進世界反洗錢立法和行動計劃的《40項建議》，其中第4項一25項建議為金融業在制定反洗錢措施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指導原則，明確要求金融機構采取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措施，以避免金融機構淪為洗錢工具。我國已認識到金融業與洗錢密切相關，也通過立法加強對金融機構的反洗錢監管，防止金融機構被洗錢分子利用。
從洗錢的過程來看，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既是發生洗錢活動的主要行業，又是各國政府有效反洗錢的前沿陣地。Rowan Bosworth-Davies(1997、1998)和Byrne，John J(2000)研究了反洗錢中重要的原則“了解你的客戶”(KYC)與侵犯客戶隱私權的問題，認為如果運用不當，無法保護客戶隱私權。JackA.Blum，Esq.，Michael Levi，R.T.NayIor and PhilWilliams(2005)深入探討了離岸金融中心、銀行保密原則與洗錢關系，研究結果表明，洗錢與其他金融犯罪在離岸金融中心有著共同的手段特征，離岸金融中心的金融機構能夠更有效地幫助個人企業隱藏自己的財產，單獨修改銀行保密法對此未必能起到幫助作用，更有甚者，還會促進這些金融機構采用更為先進的金融工具組合協助轉移資金。
2.反洗錢監管有效性的研究。國外學術界對反洗錢監管評價出現了無用論和有效論兩種觀點。無用論認為，反洗錢制度阻礙了經濟發展。Masciand-aro(1998)根據意大利反洗錢制度發展歷史，認為反洗錢制度嚴重影響銀行的效率。Rahn(2002)認為反洗錢措施對于打擊犯罪是無效的，當局采取反洗錢措施只能助長犯罪的發展。洗錢業可能由于反洗錢而發展演變成一個嶄新行業，反洗錢制度會加大了社會成本，干擾市場的運行。
與此相反，有效論認為反洗錢制度有助于減少上游犯罪。隨著各國反洗錢實踐經驗的積累，FATF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各國反洗錢監管部門開始對反洗錢制度的有效性開始進行認真評估，英國政府不斷評估監管制度的有效性，并以此
改進和完善反洗錢體系。美國也迫于行業的壓力，于2007年6月啟動了提高反洗錢監管效益和效率的監管改革計劃。從業內學者的研究情況來看，多數認為強化監管有助于減少洗錢上游犯罪及洗錢數量，反洗錢制度越有效，洗錢成本就越高，對洗錢行為的抑制作用就越明顯。
3.反洗錢監管框架的研究。由于各國的法律、社會環境的不同，因而相關的反洗錢監管框架也不相同，概括來說有五種監管框架：一是以重罰為主的美國模式，在此模式中，不同政府部門和職能部門按照職責和優勢進行分工，形成分工清晰、有效合作的反洗錢框架，法規對洗錢行為采取了嚴厲的刑事處罰和監管處罰措施，以保證反洗錢法律的能夠有效執行。二是以自律為主的瑞士模式，自律是瑞士反洗錢監管框架的主要特征，行業自律組織在反洗錢法規體系、監管機構和監管職能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監管職能分工以行業自律組織為主，監管部門為輔；監管手段以外部審計為主，現場檢查為輔。三是以適度監管為主的英國模式，該國反洗錢法規體系包括法律、行政規章、監管手冊和行業指引等四個層次，這種制度安排形成了政策制定部門、監管部門、執法部門、金融情報機構和行業自律組織等組成的綜合監管體系，將官方監管與行業自律、政策制定與實務操作、打擊犯罪與防范風險等有效融合，從而形成較強的反洗錢監管合力。四是以教育為主的澳大利亞模式，該國較少動用刑事處罰措施，以教育和指導式的監管為主，監管部門與金融機構強調更多的是合作關系。五是以中央集權為主的韓國模式，韓國金融情報中心承擔主要反洗錢監管職責，一般委托韓國銀行和金融監管委員會進行反洗錢檢查，必要情況下由該中心直接對報告機構進行檢查。
上述模式與所在國的法律體系、文化等密切相關，盡管監管框架和運行模式不同，但從實踐來看，上述體系和制度安排對打擊洗錢活動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
4.反洗錢監管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研究。人們逐漸認識到要全面認識反洗錢的基本規律，需要借助經濟學理論。從國外反洗錢經濟理論分析所使用的方法來看，主要體現在博弈論、成本收益分析、信息經濟學等領域。意大利經濟學教授Masciandaro(1999，2001)在洗錢分析中引入博弈論，研究結果表明反洗錢活動與監管存在反向關系，并運用意大利的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英國金融監管局(2003)利用調查問卷的方法測算一個國家反洗錢制度的成本和收益。Peter Reuterand Edwm M.Truman(2004)評估了全球的反洗錢制度，尤其是美國反洗錢制度的有效性。國際貨幣基金專家Elod Tak a ts(2007)運用博弈模型推導出金融機構“防衛性可疑報告”出現的結果，并利用美國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瑞士巴塞爾大學教授Hans Geiger，Oliver Wuensch(2007)認為執行規則的成本很高，銀行需要付出顯著的成本和投入，制度的收益以減少反洗錢上游犯罪為目標，而預防金融體系被犯罪分子利用是一個可靠的衡量有效性的目的指標。
5.反洗錢監管信息技術研究。金融機構要落實反洗錢義務，就必須從其龐大的賬戶交易數據中進行數據挖掘，從中發現可疑交易線索上報監管當局；而各類機構按規定將可疑交易報告給監管部門后，這些監管部門同樣面臨著從海量數據中挖掘金融情報的問題。因而，提高自身的反洗錢信息技術水平是金融機構和監管機構面臨的共同難題。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非常重視IT技術在反洗錢監管中的應用，美國金融執法犯罪網絡(The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FinCEN)建立了“GATEWAY”數據庫，通過SQS查詢系統、VisualLinks、12等軟件技術開展情報分析。法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以色列等國家也都開發了科技含量較高的反洗錢情報系統，來從海量數據中挖掘可疑情報線索。這些情報系統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對報告機構的數據報送情況進行有效評估，利用技術手段有效遏制了金融機構濫報告、亂報告的行為。
(二)國內反洗錢監管文獻綜述
國內反洗錢研究體現出了明顯的時代特征，隨著我國1997年修訂的《刑法》首次對洗錢罪做出規定，國內開始了對洗錢和反洗錢的研究，但研究的重點集中在洗錢犯罪的刑事立法層面，而此前對洗錢和反洗錢的研究幾乎是空白。自2003年人民銀行履行反洗錢監管職責以來，國內有關反洗錢的文獻開始增多，這些文獻重點研究了我國金融業反洗錢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并結合國際經驗提出具體建議。從研究反洗錢的群體來看，以單位組織的研究為主，復旦大學專門成立了中國反洗錢研究中心，與人民銀行合作開展了反洗錢專題研究。從研究重點來看，反洗錢監管方法由研究規則為本的轉變為研究風險為本。從研究領域來看，研究范圍由銀行業擴展至證券、保險業，伴隨著人民銀行監管范圍的擴大，又擴大到對非金融業反洗錢的研究。國內反洗錢文獻綜述如下：
1.對金融機構反洗錢作用的研究。在當今經濟及金融全球化的趨勢下，金融市場國際化和金融服務信息化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而金融機構在國際化和信息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被洗錢分子所利用，洗錢分子之所以選擇金融機構洗錢，是因為通過金融機構洗錢相對成本較低、效率較高，有利于犯罪分子對清洗后的犯罪收益再利用，而且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給則洗錢分子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因而，許多國家都將金融機構反洗錢列為反洗錢工作重點。從國內專家學者對這方面的研究情況來看，對金融機構在反洗錢工作中的作用持肯定態度。王大東(1998)認為一切具有相當規模的洗錢活動都得通過金融渠道進行，金融機構的行動在反洗錢中具有重要意義，是反洗錢的重要環節，政府預防和打擊洗錢犯罪的各種努力，若無金融機構的積極配合將難以奏效。王自力(2003)認為由于國際洗錢活動主要通過以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進行，金融機構在反洗錢活動中處于第一線，加強金融機構的反洗錢能力是打擊洗錢活動的核心。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課題組(2005)認為現金交易使得洗錢資金難以追蹤，異常現金交易的背后隱藏著各類違法犯罪活動，并總結了現金異常交易的特征，構建了異常現金交易監測分析模型。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課題組(2006)對證券、保險行業的洗錢風險進行了研究，總結出了證券、保險行業可疑交易特征，并提出了相關的資金監測模型。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課題組(2006)認為銀行業電子支付在為社會經濟活動提供便利的同時，也由于自身特點，給洗錢分子利用銀行業洗錢提供了更快、更隱蔽、更難跟蹤的新手段，嚴重威脅銀行的生存與發展。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課題組(2009)認為銀行被動卷入洗錢主要通過存款、貸款、現金、支付匯兌、銀行卡、網上銀行、私人銀行和信用證業務，銀行應從產品設計的源頭考慮防范被動洗錢風險。
此外，還有部分學者對金融機構的內控制度進行了研究，蔡叢露(2007)認為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金融機構成為洗錢犯罪的中間媒介和主要渠道。完善我國金融機構洗錢內控制度必須嚴肅銀行開戶審核制度，建設反洗錢信息系統，獨立反洗錢工作職能，加快培育反洗錢專業人才，建立內部反洗錢獎罰制度，健全反洗錢評估制度，編寫反洗錢評估手冊，完善內部會計記錄原則，提高對反洗錢的警惕性等。熊海帆(2008)從商業銀行角度揭示了內控制度與反洗錢活動的內在關系，認為商業銀行應堅持反洗錢的“基于風險的方法”原則加強內控制度建設，在風險管理框架下，致力于建立與反洗錢相關的內部報告、內部審計和內部評估制度，高度重視并切實搞好反洗錢的員工培訓工作，嚴格劃分反洗錢內控制度的崗位責任。
2.對我國反洗錢監管體系、框架的研究。國內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對人民銀行作為反洗錢行政主管部門的合法性、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的職能等方面。劉澤華(2003)進行了反洗錢金融監管模式的研究，指出央行職能轉變后，反洗錢監管模式模糊、定位不準，急需借鑒國外經驗建立我國的反洗錢監管模式。中國人民銀行反洗錢局課題組(2004)從立法和實踐角度論證了中國人民銀行作為我國反洗錢行政主管部門的合理性，從合理使用政府資源的角度考慮，人民銀行是我國最適當的反洗錢行政主管部門，并提出組建國家反洗錢局的構想。歐陽衛民(2004)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是對我國金融情報機構(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的定位、定性、權利和義務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將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定性為“事業單位”，與聯合國有關公約關于金融情報機構的定義相去甚遠，金融情報工作與事業單位的工作性質有天壤之別，工作手段和方式更是大相徑庭。
3.對反洗錢監管制度有效性的研究。中國人民銀行反洗錢局課題組(2009)采用主客觀相結合的方法對我國的反洗錢工作有效性進行了評估，結果為我國的反洗錢監管工作和金融機構履行反洗錢義務大部分有效。中國人民銀行長沙中心支行課題組(2009)利用信息不對稱與公共物品理論、管制成本理論、激勵相容監管理論和公司治理理論等對反洗錢監管進行了分析，提出了監管內化有效性概念及監管內化有效性的實現途徑。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邊維剛(2010)以反洗錢監管的有效性機理起點，在對金融業反洗錢監管有效性結構分析的基礎上，以上海為例，對上海金融業的反洗錢監管有效性進行了總體評估，并提出了我國金融業有效監管的實現機制和優化路徑。
與官方研究的結果相反，西安交通大學高增安(2007)認為由于我國金融機構與監管當局反洗錢目標存在沖突，金融機構對反洗錢報告制度褒貶不一，金融機構自衛性報告心理盛行，“狼來了”效應顯著和報告制度缺乏成本交易性，導致我國反洗錢報告制度的效力較差。
4.利用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對反洗錢的研究。原永中、張新福(2003)認為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在反洗錢問題上存在博弈，并對收益和成本進行了分析，通過將反洗錢行動中收繳的黑錢返還給商業銀行，從而改變商業銀行的利潤函數，提高商業銀行的努力程度；朱寶明(2004)從博弈論的角度，通過對洗錢各方的成本利益分析，揭示了影響我國反洗錢的微觀機理及其主要影響因素，認為只有加強法制通過完善制度設計，建立反洗錢激勵機制，培養反洗錢主體的反洗錢意識，增加洗錢分子的成本，從而構建一個良好的經濟和法律環境才能更好地解決洗錢問題。嚴立新(2006)從監管部門的目標人手，分析中央銀行在與商業銀行的博弈過程中，應當如何合理地搭配和運用約束與激勵這兩個策略，進而更為有效率地打擊洗錢這一非法活動，提出銀行業反洗錢約束一激勵機制的基本框架。李成、錢華(2006)運用博弈方法，對國際反洗錢非均衡金融監管現象進行了剖析，結論是短期內國家之間的反洗錢非均衡監管現象難以消除，長期來看，反洗錢均衡監管需要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監管國際合作。李子白、沈杰、賀東(2007)認為金融機構反洗錢與自身利益存在沖突，監管機構應對金融機構進行成本補償，通過激勵機制引導其積極參與反洗錢。楊勝剛、何靖、曾翼(2007)認為監管機構在在完善反洗錢約束機制后適時采用分成制，按照一定原則向商業銀行分配反洗錢追繳資金，從而使其做出符合監管機構目標的行動；監管機構可運用各金融機構的反洗錢成效或社會聲譽機制等進一步規范商業銀行行為。邱兆祥、朱寶明(2007)通過對反洗錢過程中的洗錢方和反洗錢方的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的對比，揭示了外部性對銀行業反洗錢的影響。戴淑庚、吳錦蓉(2008)通過建立博弈模型，認為金融機構、監管機構和洗錢分子存在錯綜復雜的博弈關系，金融機構已陷入了“囚徒困境”，不嚴格反洗錢是金融機構的最優選擇。吳崇攀、朱米均(2008)站在銀行業金融機構角度，對反洗錢面臨的制度和現實困境及相應的突破路徑進行了探討。福州、海口和深圳等地的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構也對金融機構的反洗錢激勵機制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以行政監管為主，激勵機制為輔的激勵性監管機制。
三、對國內外相關研究的評價
上述研究成果為本論文奠定了堅實基礎，詳細的研究方法、廣闊的研究思路、完美的研究框架對本文都有很好的參考價值，但也有不足之處：
(一)當前反洗錢監管研究成果呈現出“六多六少”
對反洗錢監管制度從法律角度研究和國外經驗的介紹的較多，立足于改進監管方法的研究較少；對反洗錢監管具體措施研究較多，對反洗錢監管制度低效的深層原因分析較少；利用博弈論分析工具從局部對洗錢和反洗錢研究的較多，而對反洗錢整體研究的少；對洗錢的經濟影響總體估算多，精確計量較少；對洗錢和反洗錢定性分析較多，定量分析較少，尤其是通過建模并進行實證檢驗的研究更少。
(二)跟蹤國外研究是我國洗錢和反洗錢監管研究的重要特點，這主要是由于我國開展反洗錢工作較晚，時間較短造成的，我國的反洗錢研究成果與該項工作的深入程度呈現出正相關關系
從研究成果和研究內容來看，主要是跟蹤國外反洗錢最新成果，利用相關經濟學、管理學等理論對我國自身反洗錢工作研究的還不夠深入。
